中国哲学合法性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2014.09.05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李存山一、早期的“国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国学”与“中国哲学”都是中西文化交汇而产生的概念，它们差不多同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文著述中。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关涉中国传统学术中是否有“哲学”，而其更深层的意涵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梁启超在1902年有倡办《国学报》的设想，同年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前六章，其中已使用了“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先秦之哲学”等表述[1]。

在1904年续作的此书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

吾不此之惧也。

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

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传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2]梁启超所说的“外学”主要是指严复等人译介的西学，而“国学”即指中国传统的学术。

中国古代有“国学”之名，是指由国家在京师设立的学校。

此处“国学”是相对于地方的“乡学”而言。

在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乃有“中学”与“西学”之名。

“国学”即相对于“西学”而言，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有“经、史、子、集”和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划分。

其中“义理之学”与“哲学”的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是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

西周最初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3]。

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4]由此可见，“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philosophy”的原义是“爱智之学”，西周把“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或“哲学”，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

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据此，孔子的学说可以称为“哲人之学”。

严复在1898年作的《保教余义》中说“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5]。

他当时没有用“哲学”之名，而王国维在1903年作的《哲学辨惑》中说：“夫哲学者，尤中国所谓理学云尔。

……‘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

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

”[6] 他明确提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先秦与宋代是“中国哲学最盛之时”，如周敦颐的“太极”之说、张载的“正蒙”之论等等“皆深入哲学之问题”。

1906年，章太炎发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其中也提到“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7]。

章太炎在1922年作了关于国学的十场演讲，其中第六、七场是讲“哲学的派别”，他说：“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在《汉书·艺文志》所列的“九流”中，“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二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8]。

除先秦诸子外，章太炎对两汉至清代的哲学也有所论述。

从早期国学研究的脉络看，虽然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哲学”之名，或者说没有“哲学”这样一个近现代意义的“学科”，但一般都不否认国学中含有哲学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出自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或特殊性，也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或如何认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有讨论。

他说：“中国之哲学，多属于人事上，国家上，而于天地万物原理之学，穷究之者盖少焉。

”[9]后来梁启超在1927年作的《儒家哲学》讲演中又说：“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

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

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

”而中国哲学主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

……直译的philosophy，其函义实不适于中国。

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

”从另一个意义上，梁启超又说：“自儒家言之，必（仁智勇）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

这样看来，西方所谓爱智，不过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

所以儒家哲学的范围，比西方哲学的范围，阔大得多。

”[10]梁启超实际上指出了中西哲学各有所长。

王国维在1904、1905年作的《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和《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提到：“盖吾中国之哲学，皆有实际的性质……皆以实用为宗旨。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斯可异已！”“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伦理哲学耳。

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

”[11]王国维所说的“纯粹之哲学”，就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那种“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2]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

这种思想传统的引进，对于在中国文化中确立知识或学术的相对独立价值，推动中国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但是，如果以这种“纯粹之哲学”为哲学的惟一标准，那么中国哲学就会发生“合法性”的危机。

如王国维在1906年作的《文学小言》中所说：“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

”[13]不过，中国哲学是求真与善的统一，并非“不顾真理之如何”。

因此，王国维又为中国哲学辩护，说《易传·系辞》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又说“形而上学”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所必需：“《易》不言太极，则无以明其生生之旨；《周子》不言无极，则无以固其主静之说；伊川、晦庵若不言理与气，则其存养省察之说为无根柢。

故欲离其形而上学而研究其道德哲学，全不可能之事也。

”[14]王国维最终不否认国学中有哲学思想。

二、“中国哲学史”之名称的“困难”及其解决“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近现代意义的“学科”，是在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哲学门”而建立的。

当时，哲学门之下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类，起初因为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所以1914年正式招生时有所谓“中国哲学门”之称。

此后便有陈黻宸、马叙伦等讲授“中国哲学史”，又有谢无量在1916年出版《中国哲学史》。

而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最具有意义的是，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并在1934年出齐此书的上下两册。

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说，此书的“特长”主要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

而“扼要的手段”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

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15]。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的“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这里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参照）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他又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16]。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之初，胡适和冯友兰都是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即普遍性。

于是，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就不免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可以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the philosophical history in China），就是“发现于中国”的“普遍哲学”的史。

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17]。

金先生又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18]。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金先生的“审查报告”对于张岱年先生在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有重要影响。

金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正是张著在“序论”中首先要解决的。

于是，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首先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哲学”的普遍性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

张先生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19]。

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

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

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

《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

张先生肯定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的观点。

《中国哲学大纲》所注重的方法之一就是“察其条理系统”，张先生指出：“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

”[20]在这里，对中国哲学“系统”的考察已经不是片面地讲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而是强调“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