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耿传明--------------------------------------------------------------------------------《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本文共分5页:[1] [2] [3] [4] [5]摘要：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

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关键词：晚清新小说；文学政治；社会心态变异；理性主义的激情化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114－06 一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晚清社会变迁的分水岭，慈禧太后在守旧派彻底失败之后，也不得不倡言改革了，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所谓的晚清新政时期。

由清廷启动的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酿成了一种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风气，由此维新、变革、改造社会等等成为时代的主导话题，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此，引发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

首当其冲的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由于清廷开始倡导西学，而受到冷落，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遭受沉重打击。

庚子之前讲西学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康党”之外，并不多见，而庚子之后则风气大变，士人阶层几乎全都卷入到如火如荼的兴西学热潮中，连旧学大家如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也作出这种预言：“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

”①朴学大师孙诒让也对自己所治的旧学作出这样的反省：“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

不佞曩昔所业，固愧刍狗已陈，屠龙勿用。

”②由此，自命代表“西政之本源”的政治法律书籍成为时代的畅销书，如此相应的是“法政学堂”等新学堂遍地开花，成为新的“官员养成所”。

但这些并没能缓解失去了传统“晋身之阶”的士人心中的焦虑和惶恐。

诚如时人所言：“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

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

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问新学。

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意何云。

于时联袂城市，徜徉以求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麋集蚁聚，争购尤恐不及。

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

朝披夕吟，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③在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下所接受的新学，显然会大失其原味。

与此相应的是对西学的推崇引发的对新的政治趋向的追求，仿行西方，进行立宪，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要求。

《东方杂志》这样报道：“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合异口同声。

”④在这种趋势之下，守旧派已成为为大众所不喜的人物，许珏因为上书反对立宪，招致的反应是：“朝野哗然，以为阻挠立宪，非愚则狂。

”⑤西学的兴盛培养起新一代读书人对“理性”的崇拜，即相信只有“公理”才具有判断一切的权威性，而公理也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物竞天择、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类出自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真理，这种空前“崇理”的风气对于推动革命是大有助力的。

孙中山先生对庚子前后人们心态的变化感触颇深：“当初之失败也，（庚子之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人交游也。

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受这种“崇理”思潮影响最大的当推新式学堂里的青年学生，这与遍及学校的革命党的宣传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变革时代，“时势权力”与实存权力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力量，因为它掌握了人心的指向。

实存权力可以管束人的身体，但管束不了人心。

人心所向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公理信仰者看来，公理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

它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正如邹容所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

”⑥由此，这种崇拜公理的进步主义信仰成为时代的强势主导话语。

这种时代强势话语是为要求变革的不同政治派别所共享的，康梁君主立宪派和孙中山同盟会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对这种公理的见解上有所不同，而在于实现公理的方式途径以及对实现成本、代价的考虑等不同而已。

这种对于天演公例、世界公理的信仰构成了时代文学政治话语的核心。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考察法国大革命兴起的根源时说道：“旧制度消亡的真正原因仅仅在于它赖以为基础的传统之削弱，在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之后，旧制度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于是它就像一个根基遭到破坏的建筑那样天然坍塌了。

”⑦返观清王朝的覆亡也是如此，支撑旧的制度的文化信仰在理性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人心丕变、土崩瓦解，是导致清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理性主义的抽象性、逻辑性以及一理万殊的普适性使它在扫荡经不起理性验证的历史遗规、传统习俗时极具杀伤力，几可使旧信仰、旧习俗毫无还手之力，从“新小说”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现代公理的威力。

晚清“新小说”发源于梁启超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新小说》杂志，梁启超不仅意识到了小说对于改良群治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创作了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

其主要目的是要借小说来“发表政见，商榷国计”。

这部小说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它是对新中国的未来的畅想曲，而是在于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的彻底消解：他在小说中将专制政体视为“一件悖逆的罪恶”，因为“任他甚么饮博奸淫件件俱精的强盗，甚么欺人孤儿寡妇狐媚取天下的奸贼，甚么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只要使得着几斤力，磨得利几张刀，将这百姓像斩草一样杀得个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行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这种对于传统政体合法性的彻底否定，正是来自于一种理性主义的彻底性。

只是出于一种代价、成本的考量，梁启超后来才主张一种“无血的破坏”，但公理主义信仰使他不可能真正排斥革命，他只是一个策略意义上的“政治保守派”，并非西方意义上那种致力于自由与秩序的考量的经验主义的改革者。

晚清新小说的公理崇拜除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外，还深受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的影响，康有为的《大同书》在理念上的彻底性是令现代人都瞠乎其后、瞠目结舌的。

他对于新社会的构想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演绎式思维，《大同书》可以说是一个把理性进行到底的范例。

但现实中的康有为还是把应然和实然区分开来的，所以他的《大同书》虽早就写出，但一直不愿公之于世，因为担心此书一出导致的结果将会是血流成河，他没有完全取消理念与现实的分野，因此只能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两分的改革者。

他认为：“理想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

”⑧这当然也是他迅速为时代抛弃的原因。

公理主义在革命时代起着类似于革命的“发动机”的关键作用，它煽动起人们的热情和梦想，呼唤人们主动参与到历史创造之中。

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它迅速地推动了晚清士风的转换，即由“名士”向“志士”的转变，使得创造历史的英雄主义成为时代的主调。

实则吸引晚清理性主义者的并不是“理性”自身，而是从对理性的信仰中生发出来的激情和创造新世界，使自己留名千古、铜像巍巍的使命感。

这种激情化的理性崇拜和英雄主义的使命感使他们排斥对其信仰的理性本身进行任何理性的反思，因此它沉浸在自己的信仰之中，除了信仰之外再不考虑其他，并拒绝任何批评，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视为必须剪除的敌人。

由此它不仅违背了理性必须从正反双向进行才能发展存在的本质，而且取消了对理性的任何限制，走向一种唯理主义。

这种公理崇拜可说是催生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可称之为“理念人”的现代知识分子，但这种理念人只是将传统静态的“天理”代之以进化的“公理”而已，尚未领会真正的理性思考的真谛。

公理至上填补了传统信仰退位留下的空缺，满足了现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需要，但由于这一需要完全排斥了其他的需要，则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绝对主义的公式化的思维方式。

政体、国体在传统专制时代都是不容人置喙的问题，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则成为人人都可以置喙的热门话题。

人人都可以自由设计选择政体、国体，这种政治上的开放、自由可以说是空前的，传统束缚至此已完全失效。

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开篇就是写现代的读书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常规：书中的宁孙谋是康有为的化身，他首先要做的是“要做一部书，人皆晓得十三经要读的，殊不知道经书，早被秦朝一把火烧尽了，其余多半是后人伪造。

我想出许多证据，在肚子里尚未写出，趁着日长无事，要做成这部书，免得那些迂儒，谈三皇，说五帝，弄得浑身束缚，一样事都做不成功。

……我做这部书的意思，是要先将读书人第一个照例的念头打断，你道好不好？”他的朋友听到他的这番高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挣脱了常例束缚的读书人，或主君主立宪、或主革命暴动、或主海外殖民——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建立理想国。

政治选择的不同也决定了小说想象模式的差异：君主立宪派的《新中国未来记》，在虚拟的倒叙式叙述中仍在延续与革命派的激烈辩论，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痴人说梦记》则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小说的代表，他们都钟情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建立一个文明极致的模范新社会，其理想越高超、彻底，也就离现实越远。

如后来鲁哀鸣的《极乐地》等等也是如此。

革命党小说则多在现实背景下展开理想，表现出一种写实和浪漫相结合的倾向，崇高的理想通过斩草除根式的革命彻底性表现出来，这可以《黄绣球》为代表。

源于唯理主义的革命最为反对的是从“枝节上的推求”，即零碎的、渐进的改革，而追求根本性的变革、理念上的彻底性。

如《黄绣球》用了两个比喻来表达这种彻底性：一个比较常见，即房子要倒了，是修理它还是拆掉它彻底重建，革命者的选择显然是后者。

即不拆旧房子建不起新房子。

第二个比喻是花和蚂蚁的比喻：黄通理问两个儿子：“譬如一棵花，种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蚂蚁，这便怎样？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那大的说：“这与花何害？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

”小的则说：“不然，好好的一朵花，固然不能掐去，但是蚂蚁除了又有。

就算这枝花上除去，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尽，劳而无功，不如寻着蚂蚁的窠，或是掘了他的根，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叫蚂蚁无从再爬，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年年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