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风险认知与应对行为调查报告

SARS的风险认知与应对行为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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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風險認知及應對行為調查報告(II)

——香港和內地大學生的比較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市場學系賈建民

人們對SARS(也稱”非典型肺炎”或”非典”)為什么如此恐懼?她們的恐懼心理和高風險意識是如何构成的?我們最近就有關SARS的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及評價問題在香港及內地四個代表性城市北京、廣州、上海和成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和實証研究。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各城市之間大學生對SARS 風險認知和行為反應的比較差異,探討人們對SARS高風險意識的构成因素和各種誤區,從而對危機管理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議。

摘要

SARS帶著神秘的面紗,死亡的陰影,衝擊著人們的心理和生活。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災難,人們陷入了極度的恐慌和無助。在內地,SARS使大學生們首先聯想到的是死亡,然後是隔離、傳染和口罩,她們擔心災難會降臨到自己身上。香港、廣州甚至成都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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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有40%的受訪者曾經懷疑過自己感染了SARS。各地受訪者都把SARS看成是未來一年威脅本地人民生命安全的頭號大敵。

調查顯示,人們對SARS的高風險意識和恐懼感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1)對SARS感染率和死亡率的過高估計;2)SARS病毒的強傳染性和致命性所帶來的威脅;3)對SARS病因及康復後是否有後遺症等方面感受的不確定性;4)控制SARS疫情蔓延的有效程度。另外,個體特徵(如性別)和各種環境因素(如媒體等)對人們風險知覺的形成也會產生影響。

調查結果也顯示出各種地區的差異。例如,北京的大學生表現出良好的心理質素;上海的大學生對政府的舉措高度評價;廣州的大學生對本地疫情公佈的信任度最低;成都的大學生有53%的人在提到非典時會聯想到死亡,70%以上的人喝中藥抗炎;香港的大學生對未來最悲觀,信心受到的打擊最嚴重。

調查結果同時也顯示出男女在對SARS風險感知、影響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總體來講,女性比男性感知的風險和威脅要大,因此女性會受到更大的心理沖擊,使她們做出更多的過度反應,例如洗手更頻繁、使用更多藥物等。另外,其它的個体心理特征也對風險認知產生影響,悲觀的人比樂觀的人感知的風險和威脅要大,采取的應對行為更多。總的來說,這次痛苦的經歷鍛煉了大學生們處理危机事件的應對能力。

SARS風險認知和應對行為的調查有助於政府和相關機構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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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握民眾的心理狀態和行為反應,瞭解各種環境因素對民眾行為的影響,以便在出現突發性疫情事件時正確引導民眾,幫助她們克服各種心理障礙,重新樹立起對未來的信心。另外,民眾的意願和反應,同時也應該成為政府機構政策制定和決策實施的社會基礎。

一、調查背景

本研究的調查樣本是大學生,選擇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有:她們是公眾意見的積極表達和代表者;相對於其它職業和社會群體來說,大學生具有良好的統計可比性,因為她們在年齡、知識層次等人口統計數據上構成單一,便於排除不可控因素的影響;另外,大學生樣本數據便於收集,特別是在SARS疫情較為嚴重的時期。香港的樣本來自154名本港的大學生,調查分兩次進行,分別在四月底和五月中,以觀察人們對於SARS風險認知的動態變化過程。內地數據在五月初開始採集,556個有效樣本分別取自北京、廣州、上海和成都的重點高等院校。在總體的樣本中,男性占45.7%,女性占54.3%。香港,北京同為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但香港疫情高峰期已過,疫情發展漸趨緩和,而北京當時的疫情正處於高峰平臺時期。廣州是SARS病毒最早侵襲的地區,上海是受到嚴格保護和控制的地區,而選擇成都是作為一般內地城市的代表。該調查研究的基本背景數據如下表所示:

表1. SARS風險認知調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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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和成都分別採用廣東省和四川省的疫情數據

通過對調查數據縱橫向多方面的比較分析,揭示了人們在關於SARS的風險評估、心理影響、應對措施以及對政府、醫療、傳媒部門表現的認同程度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及時間差異。調查同時揭示了人們面對SARS風險表現出來的一些共同的心理和行為特徵。在以下的部分,我們分別探討各個地區在上述幾方面表現出的差異及共性,發掘差距、分析原因,並基於這些研究結果提出對於決策部門的一些啟示。

二、各地感知的風險度比較

各地受訪者對當地SARS疫情的風險度的主觀評價與現實情況相吻合。北京和香港的受訪者感受到的風險程度最大,分別為5.11(最高為10)和4.79,這是因為當時SARS疫情在這兩個城市依然相對比較嚴重,特別是北京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廣州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SARS折磨後,人們的心理適應能力顯著提高,無所適從的恐懼心理得到了相應的緩解。上海和成都受訪者感受到的風險程度相對較小,因為實際的疫情在當地並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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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判斷SARS風險大小時,除了當前的疫情資料,也會考慮疫情的發展趨勢和受控制程度。在當前SARS新增個案數不變的情況下,上升趨勢會比下降趨勢使人們感受的風險程度更大。北京9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SARS病毒的傳播在當時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從而形成她們的高風險意識。而香港有多於一半的受訪者(54.3%)認為SARS病毒的傳播已在當地得到控制。有趣的是廣州的受訪者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當地的疫情已經得到了控制,盡管政府公佈的新增個案當時已下降到0。調查顯示,廣州的受訪者對本地疫情公布的信任度較低。上海和成都只有約28%的受訪者認為當地的疫情已得到了控制,從而導致了她們一定的風險意識。

北京的受訪者同時表現出在SARS風險度感知上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5.49)比男性(4.88)感受到的風險度要大(p=0.05 ),而類似的性別差異在其它城市並不顯著。另外,通過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我們把總体樣本分成樂觀和悲觀兩個群体。悲觀的人感受到較高的精神壓力,較低的安全感,對未來工作和生活的信心較低。由于這些心理特征,悲觀者感受的風險就更大(4.89比 3.79),采取的應對措施也更多。

圖1. 對当前SARS疫情感受到的風險程度

本文中所列的p值,表示對各种差別進行統計檢驗的顯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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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認為SARS傳播已經受到了控制的人數百分比

五個城市的受訪者都把SARS列為未來一年威脅本地人民生命安全的頭號大敵。有趣的是,上海、成都這兩個疫情極少的城市,有更多的人持這一看法。這些城市存在著大規模爆發SARS的可能性,充滿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感,因而使人們同樣感到威脅。對於已經大規模爆發了SARS疫情的城市,因為她們的心理承受力和SARS預防能力增強,使她們感受到的SARS威脅減弱。廣州作為最早經歷完SARS疫情週期的城市,有相對較少的人(75%)認為SARS是未來一年的頭號敵人。

圖3. 認為SARS是未來一年內頭號威脅的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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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知的SARS感染率和治癒率

過去的風險研究顯示,人們往往過高地估計小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在人們感到恐慌、威脅和無助時,這種效應特别顯著。四月份對香港大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感知的香港一般居民感染SARS的可能性近11%,認為本人感染的可能性為8%,而實際上香港当前SARS的發病率只有0.026%。在五月中旬,隨著香港疫情得到控制,受訪者對感染可能性的估計減少了三倍,但基本傾向仍是過高估計。五月的調查結果同時顯示,香港女性(2.9%)比男性(1.3%)感知的自己感染SARS的可能性高兩倍之多(p=0.056)。

各地的受訪者普遍高估自己感染SARS後的死亡率(13-19%),這批年輕的在校大學生認為如果不幸感染只有80%多的可能性是能够治癒的。而廣州的大學生感受到SARS患者死亡的可能性較低(13%),這一估計顯著地低於香港(p=0.008)和北京(p=0.022)。但廣州的女性(15.9%)感知的自己感染SARS後死亡的可能性比男性(9.3%)要高許多(p=0.044)。香港大學生的平均估計值最高(19%),這可能是因為香港的實際死亡率在幾個城市中為最高。到当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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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SARS患者的死亡率為16.2%,而內地的這一數據為 6.2%(這可能是因爲內地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更爲有效)。早前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對死亡率的估計只有5%到6%,即使是在5月8日之後,這種估計也只調高到14%到15%,並且死亡的人士大多數為60歲以上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者,24歲以下的人的死亡率只有1%。實際上香港当前還沒有25歲以下的SARS患者死亡。

有趣的是,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自己對SARS治癒率的熟悉程度高,且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較好或很好,同時考慮到所有樣本採自於朝氣蓬勃的青年大學生,結果顯示人們面對SARS風險表現出群體恐慌,對感染率和死亡率產生非理性的過高估計。這方面另一個大的誤區是用平均死亡率來評估自己年齡段的群體感染SARS後死亡的可能性。

在香港、廣州和成都,大約有40%的受訪者曾經懷疑自己感染了SARS,北京(27.5%)和上海(21.2%)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有這樣的經歷,這些恐懼心理的體驗,使她們對感知的發病率產生巨大的放大效應。

表2. 截至6月2日實際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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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感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圖5. 曾經懷疑自己感染了SARS的人數百分比

四、疫情資訊影響分析

政府每日公佈疫情,對於內地的民眾是一件嶄新的事情。SARS 疫情的公佈有助於人們及時和正確地評估風險,以便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遏制SARS病毒的傳播。另外,疫情資訊的公開和透明能使人們對政府建立更高的信任感。

對於16種可能影響自身對SARS風險評估的影響因素的重要性方面,各地受訪者的評估結果有很大的相關性。其中,內地幾個城市之間大學生對這些因素評價的相關性要比香港與內地城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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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性要高。這說明內地和香港的大學生對影響因素的看法有一定差別。但普遍來講,人們最關注那些与自己關聯性強的、反映最新勢態變化的資訊。

表3. 各地對影響SARS風險估計因素重要性評價的相關系數

根据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方法,我們把16种影響SARS風險評价的因素分成四個种類。第一類是反映SARS患者治療情況的資訊,包括新增死亡人數、累積死亡人數、新增治愈人數和治愈出院總人數。第二類是反映人們感染SARS情況的資訊,包括新增個案數、累積個案數、新增疑似病人數和累積疑似病人數。第三類因素是那些与個人有密切關聯程度的資訊。雖然醫護人員感染情況非常嚴重,但它們對受訪者的影響遠遠不及受訪者周圍認識的人和所在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環境有無患者所帶來的影響。調查顯示,這類因素對評价SARS風險大小的影響性最強。另外,第四類因素涉及帶口罩人數的比例,上課、放假等環境資訊, 它們也對人們的風險評估產生影響。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以上几類因素的提取能够解釋樣本有關風險評估影響因素68.6%的總變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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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影響感知SARS風險大小的因素(I)

在政府公佈的各種疫情數據中,新增個案數、新增死亡人數和新增治癒人數對人們風險評價的影響最大。人們在判斷當前風險的大小時,更注重那些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件,因為這些數據決定著SARS疫情的發展態勢。特別是香港的大學生,對新增個案數和新增死亡數這兩個負面數據的敏感度最高。另外,負面數據比正面數據(如治癒率) 在更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風險的評價。

圖7. 影響感知SARS風險大小的因素(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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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ARS知識的熟悉程度

各地對SARS的致病原因、傳播途徑及傳染性、治癒率、有關的預防措施及效果、以及患者康復後對身體的影響等方面的熟悉程度大小的評價有非常高的相關性,地區間的相關系數最低為0.95,一般在0.98–0.99之間。這說明人們当前對SARS有關知識的瞭解程度基本相同。人們普遍認為自己對SARS的傳播途徑及傳染性,針對SARS的預防措施及其效果相當熟悉,其次是對SARS的治癒率的熟悉程度。這表明政府在推廣有關預防和控制SARS的知識這一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而有關SARS病因和診斷治療方法等知識的瞭解還有待於科學研究的進展。

在五個城市中,人們感到最陌生的方面是有關SARS患者康復後對身體的影響。這方面認識的不足將會產生潛在的社會影響。香港和內地近來都有SARS患者康復後遭到各種歧視的報道,有的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工作。SARS患者容易被給予負面的標簽,因為人們擔心SARS患者不能真正的康復,並且還擔心有傳染性。因此當她們再融入社會時,不易被接受。實際上現在還沒有發現過治癒出院的患者再次感染她人的案例。希望政府和媒體在這一方面介紹一些SARS患者康復後的情況,以解除或減少人們的疑慮。

圖8. 各地對SARS有關知識的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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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ARS恐懼心理的影響因素

各地受訪者對SARS恐懼心理來源各因素的同意程度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在五個城市中,受訪者都認為還沒有有效治療SARS的方法,及SARS病毒極強的傳染性是她們產生心理恐懼的頭等因素。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使人們對SARS產生恐懼心理的來源可分為三類:一是人們所意識到的SARS的嚴重危害性,包括SARS病毒的快速致命性和SARS患者的高死亡率。二是SARS的不確定性,包括SARS病毒的強傳染性和潛伏期(對是否會被傳染的不確定性)、致病原因不清楚、治療效果的不明確以及是否有後遺症等方面感受的不確定性。人類對SARS病毒仍尚未完全認識,還沒有研究出特效的治療藥物和預防疫苗。這些不確定和不可控制的因素增加了人們對SARS的恐懼感。三是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包括廣泛的新聞媒體報道、因為周圍的人害怕而引起的折射反應、人人戴口罩處處見告示、以及來自互聯網的多方面消息等。與其它城

市的大學生相比較,香港的大學生因為面對高度開放的媒體,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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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媒體的影響更大。這三類因素的提取能够解釋樣本恐懼心理60.2%的總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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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各地對SARS恐懼心理來源的同意程度

七、SARS的聯想

表4中列出了各城市受訪者在談及SARS(或”非典”)時所聯想到的詞語或事件。在內地大學生的心目中,SARS的死亡陰影揮之不去,”死亡”二字的提及率高居榜首。這可能是因為SARS的死亡新聞讓人怵目惊心、談虎色變。特別是在成都,53%的受訪者在提及SARS時會聯想到死亡。”傳染”和”發燒”作爲SARS 感染的基本特徵,也充滿了人們的大腦。內地四個城市的受訪者都把SARS看成是一場”瘟疫”,對這一神秘的病毒充滿了恐懼感。有些受訪者把SARS與愛茲病相提並論,這可能是因爲科學家們正在用研究愛茲病所獲得的經驗來治療SARS病人。

表4. 由SARS聯想到的詞語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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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SARS聯想到的詞語和事件中,北京、廣州、上海的受訪者聯想到”隔離”的人數比例排在第二位,在成都則佔據第三位。政府防止SARS病毒蔓延和擴散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隔離,規模之大堪稱世界之最。爲抗擊非典,保護公眾的健康﹐維護社會的穩定﹐一些人必須犧牲自己的自由,大學生們對此充分理解。”封校”、”停課”也成爲SARS時期的重要影響,佔據在大學生們的心目中。

香港大學生對SARS的聯想與內地大學生有所不同。似乎”死亡”離香港的大學生們更遠些,雖然香港SARS患者的死亡率遠遠高於內地。也許是因爲政府的推廣和整個城市高度的防護意識,”口罩”成爲香港大學生提及率最高的與SARS相關的事情。而在北京,口罩的提及率排列第三,上海和廣州爲第四。戴口罩已經成爲非典時期的特殊文化﹐漂亮的新娘在非典時期的婚禮上只露出一對神秘的眼睛;風姿多采的模特兒們把口罩作爲新的服飾展示給大家。口罩的英文(face mask)直譯即是面具。高度的防護意識,使人們帶上了面具,彼此增加了距離。實際上戴口罩所帶來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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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已超過了它的防護作用。也正是在威脅和無助的環境中,人們更需要這種外在的手段來達到心理的保護。既使在世界衛生組織撤消對香港的旅遊警告後,許多人依然沒有勇氣與口罩說再見,以至於有人建議香港應該開展一次除罩運動,向外界展示香港是安全的。

被<時代周刊>評爲亞洲英雄的香港醫護人員,淘大花園330人感染SARS的嚴重事件,都給香港的大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內地的大學生相比,香港的大學生們更關心和擔心在SARS的影響下”旅遊”和”經濟”這些與香港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的方面。

八、SARS帶來的影響

調查顯示,這場SARS的災難給大學生們的學習和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香港和北京,同意及非常同意這一表述的人在兩城市分別是67%和57.2%。SARS給大學生們的學習和工作帶來的影響還表現出了明顯的性別差異,這點在香港、上海和成都三個地區尤為明顯。例如在香港﹐受訪者中女性有71.9%的人認為SARS 給自己的工作學習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認為幾乎沒有影響的人只有1.1%;可是香港的男性有相對較少的人認為這種影響很大(55.3%,p=0.083),卻有相對較多的人認為SARS對工作和學習沒有影響(7.9%)。類似地,上海的女性(50.6%)認為SARS給她們的工作和學習帶來大的影響的比例要比男性(35.3%)高,而認為對工作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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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幾乎沒有影響的女性(2.4%)就比男性(11.8%)少很多(p=0.047)。在成都,同意和非常同意SARS給自己的工作和學習帶來很大影響的女性占45.7%,但男性只有26.8%;還有12.5%的男性認為工作和學習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但女生全部都沒有這種看法(p=0.007)。這一結果進一步表明,男女不僅在面對風險的冷靜判斷能力上有差異,危機對男女心理狀態的影響同樣能够影射到實際的工作行為和績效表現上。

但SARS的侵襲對大家的身體健康並未帶來直接損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有小部分人認為自己的精神狀態受到了很大的壓力(12.8–24.4%),生命受到了威脅(16.2–21%)。在成都,女性比男性感受到更大的精神壓力,同意和非常同意自己的精神壓力很大的女性是31.4%,而男性是21.4%;還有16.1%的男性認為自己幾乎沒有受到什麽影響,但卻沒有一個女性有相同的看法。對於疫情嚴重的北京、香港、廣州,有少數的受訪者(8.6–11.8%)認為自己的安全感降到了人生的最低點。這一部分學生需要更多的關懷、愛護和引導。對於內地的四個城市,只有少部分人(10.3–16.3%)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了,而相當一部分人(32.6–48.4%)認為自己應對和處理風險的能力加強了,特別是北京市的大學生。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大學生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的人數比例最多(51.2%),應對和處理風險能力提高的人數比例最少(28.3%)。在過去幾年,香港的經濟不斷遭受挫折、失業率高企,這次SARS侵襲能够說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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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霜,嚴重地影響了香港大學生的信心。

調查結果顯示當面對危機時,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慷慨解囊以應付SARS風險。例如在北京同意和非常同意應該購買人壽保險的女性是20%,而男性是13.1%(p=0.053)。類似的差異在上海也有較明顯的體現。這一結果表明因感受到的心理壓力不同,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投資以減低這種危機感和後顧之憂。

圖10. 同意和非常同意工作和學習受到了很大影響的人數百分

比

圖11. 同意和非常同意自己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的人

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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