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中化解矛盾的三大重点

论转型中化解矛盾的三大重点摘要：为顺利实现我国经济的大转型，必须扫除西方“中国崩溃论”、“中等收入陷阱论”之类观点的影响，在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化解正在凸显的社会矛盾。

化解经济转型中深层次矛盾的三个战略重点分别是：一要依靠“第一生产力”提高经济质量，以质量带速度；二要着力消除两极分化，优化基本经济制度；三要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并以三大重点架构一个巨型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中国崩溃论”；经济转型；经济质量；两极分化；综合实力经济转型中凸显的深层次矛盾正当我国进入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之际，国际上除“中国威胁论”之外，“中国崩溃论”也陈渣泛起，甚嚣尘上。

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声言：“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

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

”①而更有分量、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努里尔·鲁比尼日前语出惊人地宣嚣：“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

事实上所有与过度投资有关的历史场景都会以一场金融危机或长期的低增长来谢幕。

”②金融大鳄索罗斯6月14日在索罗斯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正逐渐丧失效果，且工资上涨推动的通胀正在显现。

”③还有人提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论（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暗示中国也会因进入人均中等收入水平而面临陷阱，成为国内的议论热点（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作了分析）。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讲中国很难渡过一个似乎很难度过的时期。

这除了基于他们的立场之外，其观察问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首先，要全面看我国不仅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矛盾，而第一位的还是大好的战略机遇期。

整个的世界大趋势没有变，我国的基础愈加丰厚、坚固，方针已经明确，此处不多论述，但绝不可忘掉这一个主要方面。

其次，对于现实存在将要显现的诸多矛盾，也要做具体分析。

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转型中遇到的资源、环境、通货膨胀以及与此相连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质量提高问题；二是社会矛盾中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近乎两极分化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腐败）；三是国外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战略东移，设法孤立、包围中国，采取两面政策。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预料到并且正在切实解决的问题。

再次，这些矛盾虽然突出，也还远没有达到所谓“崩溃”、“硬着陆”、“陷阱”的程度。

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也多次遇到过重大的困难和曲折，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施正确的决策，化解了这些矛盾，而且变害为利，总结了经验教训，以更加坚实的步伐前进了。

毛泽东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存在矛盾，而矛盾正是发展的动力。

可以说，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会有矛盾，只是各有特殊性罢了，并不可怕，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化解矛盾的经验，包括抵御金融危机的宝贵经验。

复次，我国已经奠定了化解矛盾的物质基础。

现在的困难比起解放初期、暂时困难时期要小得多。

邓小平早就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④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也都多次讲，我们在发展中用发展的办法能够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困难的实力要比困难大得多，包括两万多亿外汇储备金融资产（相当于GDP总量的1/3以上），综合国力已上升为世界前列（其中GDP总量为世界第二）。

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党的头脑十分清醒。

固然，树立忧患意识是必要的，但我们要的是积极忧患意识，让大家共同认识齐心协力化解矛盾。

从大局上说，就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过渡性，认识和把握时代的特点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新特征，最有力的武器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跟着西方一些人的误导走，而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分析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

纵观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大环境，我们在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需要看到矛盾集中凸显的风险。

可以概括为三种“陷阱”：（1）最大的历史镜鉴是苏联从崛起——兴旺——衰落——覆灭的过程，让西方实现了“和平演变”的阴谋。

从发展的速度、人均GDP的数量来看，当时的苏联远远超过中等发展国家，但是由于不进行改革，不警惕和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阴谋，不认真反腐败，乃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加之方针政策上出现一系列重大偏差，尤其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乃至被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政权，最后导致“崩溃”。

这个“陷阱”要比“中等收入陷阱”大得多、危险得多。

（2）西方敌对势力设置的诸多“陷阱”。

应当看到，西方国家分化、西化、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谋略和手段具有新阶段的一些新特征，包括军事上威胁、经济上遏制、意识上的渗透等。

我们应当用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加以有效防范和克服，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3）不同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某些共性风险（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需要增强忧患意识。

对于化解新时期前进中的矛盾，中央已经讲了很多，我们这里想谈一谈以规避、化解经济转型中深层次矛盾相互联系的三个战略重点，可谓破除“崩溃”、“陷阱”的系统工程。

重点之一：切实把数量挂帅转向到质量主导的经济发展轨道从生产力方面说，我国走过了均衡高速发展时期，也积累了许多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通货膨胀突出、国内需求不足、外向型经济过大等，一句话，经济数量增长很快、质量偏低。

这就面临着一个经济大转型，就是中央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总体上是实现由经济数量增长挂帅向经济质量主导的轨道转变。

应当说，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限于篇幅，这里仅谈几点。

1. 转变发展观念，把提高经济质量排在首位以往，我们的观念里长时间内存在着“GDP拜物教”，就是把GDP的数量增长视为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和任务。

目前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彻底解决，反而热度更高，以致使高耗能、高污染的许多产业和企业死灰复燃，各地方竞相攀比GDP 增长速度，且层层加码。

诚然，GDP数量是必要的，它标志着财富的增长量。

然而，GDP本身也有质量问题，就是说经济发展效益要高、消耗要少、污染要减、市场要大、竞争力要强，必须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否则GDP再多、产品再多，但其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高，国内外没有市场，那也不能够持续发展。

加上投资过多、流动性大，势必引发通货膨胀。

我们并不是不要GDP，而是要由数量挂帅变为质量主导，用通俗的话说，是提高GDP的含金量，一个钱可顶几个钱用。

比如说，一项工程建成得特快，但质量很差，寿命短，还会引发很多事故，成本极高，这种GDP就是很大的浪费。

再如，以GDP每增加1%耗地量来说，我国与日本相比为20∶1，对于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真是代价太大了。

还有所谓“拆迁经济”（拆了建、建了拆），从数量上讲可能GDP反复增加，但是浪费严重，成本很高，效用太低。

这种GDP有多大用处呢？甚至会造成重大损失，等于用现在的功坏子孙的事，只落虚名而无实惠。

这种观念都知道不科学，乃至自欺欺人，但是势头不减，这里有一个思维定式的惯性，更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

一些地方官追求奇迹，搞政绩工程，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不顾长远的后果。

所以，转变发展观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同我们的政治体制、干部体制都有密切的关系，解决起来恐怕需要一场深刻的体制改革。

然而，这是不可回避的。

2. 切实把“第一生产力”摆在第一位邓小平早就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中央也把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的基本动力。

最近，中央又要求到“十二五”末，研发投入占GDP的1.5%，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央企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5%。

然而，事实上我们许多地方领导并没有把“第一生产力”摆在第一位，往往是口头讲重要，实际上次要，乃至被边缘化。

比如，有人认为科技是软东西，远水不解近渴，热衷于搞短、平、快项目（有的是利益驱动、顶风违法干的，如许多县市大肆侵占、违法占用耕地，搞什么旅游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和引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长远意义认识不足。

我们以为，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目前大量需要依靠外力（广泛引进），但从长远看，最终还主要靠内力，而内力的主体是科技创新和运用的能力。

如果老是停留在一些短期行为上，将来必定缺少发展的后劲，更难以转变发展方式。

再如，有的地方把科技当作装饰门面的东西，为了省钱，甚至把科研机关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好像一时节省了开支，但科技人员都忙于混饭吃，不仅科研本身缺少经费，就连科技人员的精力也不会集中于创新和应用。

有的把科研管理机构当作安置冗员的地方。

此外，许多地方负责的领导人换得太勤，用百姓的话说，还没“暖热窝”就走了，不可能用好研发经费。

有些企业看眼前能赚钱的事多，缺乏长远的战略谋划，不重视科技研发，甚至有意违背科技的要求去赚昧心钱。

比如，近来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使一些知名企业大伤元气。

算总账，贪小便宜，不下工夫搞研发，是得不偿失的。

这些教训应引以为戒，如不扭转，就很难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现在看来，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也还是虚的多、实的少；得奖的多、转化的少，尤其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不足。

为此，应该下狠心增加科技投入并认真提高其效率。

这里要提出钱从哪里来？可考虑：（1）“集”：各地党政一把手重视就可集中财力，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作为一项政绩指标加以考核。

（2）“挤”：从非重点中多挤出财力，发挥财政投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励”：对各类企业研发投入落实鼓励政策，除了政府直接拨款支持高新技术之外，重要的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和对高新产品的政府采购，有的放矢地培植科技成长型企业。

（4）“融”：协调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开发、贷款优惠（地方政府也可以给部分贴息），争取有更多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用更多的贷款支持企业高新技术研发活动。

（5）“节”：下决心杜绝铺张浪费，把节约下来的经费支持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

（6）“理”：理顺关系，统一归口，并增加对优秀人才的支持，围绕重点项目、重点实验室造就更多的科研领军人物和骨干，同时对各类技术发明特别是个人发明大力支持，形成创新的竞争氛围。

那么，如何提高科技投入效率？一是确定主攻重点，每年抓几个攻关项目，使之较快产业化、见实效。

二是认真审查科技团队结构及其科研活动情况，真正把钱用在科研上（这方面管理不严，浪费很大）。

三是强化审计，对科技支出应全面审计，还可抽重点项目投资全面追踪，杜绝学术腐败、浪费资源。

四是将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与科技人员的创新劳动挂钩，加大激励力度（如利润50%以上分成）。

可以预料，用不了三五年的工夫，就会显见成效。

3. 在优化经济结构中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提高经济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