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亚里士多德《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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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诗学》读后感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构建了系统的美学理论,第一次界定了古希腊悲剧,为悲剧从理论上下了第一个定义,也成为了西方悲剧美学理论的源头。《诗学》此书原名的意思是“论诗的技艺”。从希腊文的词源意义来说,“诗”有“创制”的含义。创制的技艺本来也包括制作实用物品。而“诗”的创制,则指一切艺术创作。对“诗”也可狭义地理解:从荷马时代至希腊古典文明时期,文学作品包括颂诗、讽刺诗、史诗、悲剧、喜剧等,都以韵文形式创作。《诗学》着重研究文学创作,特别是处于希腊古典文学峰巅的悲剧。简言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研究艺术的美学,和他的第一哲学、知识论及伦理思想有内在联系,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诗学》的译者这样说到“《诗学》理论精辟,内容深刻,虽然篇幅不长,但气度不小,无疑是一篇有分量、有深度的大家之作。”
在这里我想首先谈谈对《诗学》中关于摹仿学的理论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艺术之“属”,就是摹仿。而这里所说的“属”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理论,他的定义理论是在他批判了他的导师柏拉图经验定义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发展起的逻辑学说开创了西方二千多年的科学理论精神。“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乐和竖琴——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仿。”(第一章),这里不限于悲剧,而是指所有的艺术种类。摹仿是专门相对于艺术而言的,我们知道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的著作也是用韵文写的,习惯上也称为“诗人”但实际上并不合适,荷马与哲学家恩培多克勒除了所用的都是格律之外,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以我们称荷马是诗人并不为过,但后者,“与其称为诗人,毋宁称为自然哲学家”。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学说的起源均来自于对前人的成果的总结并发展,谁都没有能凭空创造了一门学问。那么这样说来,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摹仿学说是怎样依附于前人的呢?
艺术范畴的本质是摹仿,那么划分艺术门类之“种”的则是“种差”。“种差”有三:摹仿所用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而这三者的不同可以决定艺术的种类。如悲、喜的划分是:“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第二章),这是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划分的。这种好坏人的划分,我们可以嗅到柏拉图的气味,这就是道德主义的气味。在这一点上,柏拉图的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相同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实的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的存在,具有多样的意义;诗摹仿人的活动,在作品中创制出艺术真实的存在;“摹仿”不只是映象外在的形象,更指表现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的这种存在的意义。
通过对《诗学》的仔细研读,我总结出了关于摹仿学理论的几个个重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点。首先,一切艺术产生于摹仿;其次,摹仿是人的本性,艺术在实现人的本性中进化和完善;最后,摹仿应表现为必然性、或然性和类型。
我认为《诗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当属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理论详尽、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他提出了悲剧史上第一个悲剧概念,他在《诗学》第六章里说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他的媒介是言词,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还给悲剧制
订了许多规则,如悲剧应该是五幕剧,其情节应该发生在最亲近的亲属之间。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艺术之所以是一种特别的艺术,是由六个成分组成的(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所以后来便有“悲剧六成分”这一说法。
因为本着理解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易及难的原则,在这里我主要想谈一下我对其中言词和歌曲的理解。言词,包括语气、音缀、连接词、名词、动词、词形的变化以及语句的处理等等。歌曲则指的是对歌队里的合唱队所唱的歌。悲剧是由歌队的形式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就是以歌队在悲剧中的地位和意义来重新估计古希腊悲剧神话意义的。在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代,古希腊悲剧已经由极盛转衰,他已经无法体会到悲剧自酒神崇拜中诞生之际那种如火如荼的狂热,所以他说,悲剧只是靠阅读也可以看出它的性质(第二十六章),他已经把悲剧作为标本处理了。当亚里士多德把歌队的作用等同于一个演员(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窥见出一点古希腊悲剧自身堕落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从他的哲学观、伦理观和摹仿说出发,认为:各种艺术形式从不同角度表现人和现实生活。艺术是求知活动,它表达的情感属于人皆应有的人性,受理性指导;包括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在内的雅俗艺术,对社会与人生皆有不同的价值。他的《诗学》,可以说是回应柏拉图的挑战,为卫护全部“诗”的形式,维护希腊艺术的辉煌成就,写出一部深刻有力的“辩护词”。他提出“净化”说解释悲剧的目的,可以说是以悲剧这一高级艺术为范式,肯定一切优美的希腊艺术,在领悟人生哲理、陶冶道德情操、谐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皆有积极、良益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些人沉溺于宗教狂热,当他们听到神圣庄严的旋律,灵魂感发神秘的激动,我们看到圣乐的一种使灵魂恢复正常的效果,仿佛他们的灵魂得到治愈和净洗。那些受怜悯、恐惧及各种情性影响的人,必定有相似经验,而其他每个易受这些情感影响的人,都会以一种被净洗的样式,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澄明和愉悦。这种净化的旋律同样给人类一种清纯的快乐”。我们主张净化那就是旨在宣泄情感。而他们所谓的宣泄,是重复人们潜有的怜悯与恐惧等病态情感,满足强化而发泄它们的欲望,达到“以毒攻毒”、泻尽它们的目的。这种像是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作为悲剧效果的怜悯与恐惧是病态的,而认为它们是正常合理的。净化作为一种艺术鉴赏中的审美移情,在各种艺术中有普遍的陶冶审美情操的功用。这样理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
对于《诗学》这样一部在世界悲剧文学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凭借我现在的能力是不可能完全把它读懂。其中我也产生了诸多的疑问,如《诗学》是怎样确立人的理性精神为本的人本主义的?在亚里士多德谈到诗与哲学的争论时他发现他的诗学理论必然受制于他所讨论的特定题材,这一点他无法理解,所以他用了一个很勉强的理由“碰巧”,那么真的是“碰巧”吗?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在“过失学”中为什么没有试图从英雄习俗的角度去考虑,亚里士多德不就是想到英雄习俗中这样一些事例才替诗艺下的定义吗?
车尔尼夫斯基曾经也学过“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它较为切实、深刻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以悲剧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原则,以及艺术认知社会人生、教化伦理道德、陶冶审美情操的功用,真切体现了希腊艺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它对后世西方的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