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的反移情里的恨

心理咨询中的反移情里的恨对于那些针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的分析师（所谓进行研究的分析师），他们的任务往往由于这个现象，而严重地增加了许多负担。

除非分析师非常清楚点理出自己的恨意，并且意识到它，否则对精神病患者所进行的分析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说法，等于是说分析师自己是需要被分析的；这也表示了，相较于神经症患者，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是令人厌烦的，而且天生就是如此。

暂且不说精神分析的治疗，即便是对精神病患者的任何处置都必然令人厌烦。

经常，我总是不时尖锐的批评当前的精神病学趋势，太轻易就使用电击疗法和脑叶切除术。

因为我发表了这些批评，我自己当然也要先承认：精神科医师，特别是精神科护理，他们的任务在本质上来说原本就是极端困难的。

失去理智的病人，对于照顾他们的人来说，总是带来沉重的情绪负担。

如果在这个工作中做出可怕的事，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也不是说那些自称是依据科学原理的精神科医生和神经外科医生，他们所做的任何事就是都是合理的。

因此，尽管一下所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分析，但对精神科医生而言，也是值得参考的；甚至对于那些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都跟分析无关的人，也是有助益的。

为了对一般的精神科医生有所帮助，精神分析师不应该只研究病患个人情感发展的原始程度，他们也应该研究精神科医生在工作时所承受的情感负担的本质。

我们分析师所谓的“反移情”，也需要让精神科医生们能够理解。

无论他是多么爱他的病人，讨厌他们或害怕他们的感觉是永远无法避免的；而且，他对这些了解的越多，在身他们决定对病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动机也就较不会是来自自己的厌恶和恐惧。

一、主题陈述反移情现象可以分类如下：1. 反移情情绪中的异常感觉，会将关系和认同设立在分析师内心的潜抑之下。

针对这一点的建议是，分析师需要更多的自我分析。

我们相信这在精神分析中，比起一般的心理治疗，更是应该如此。

2. 分析师个人体验和个人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及倾向，能为他的分析工作提供正向的设置，也让他的工作在本质上与其他分析师有所不同。

3. 从这两者之间我加以分辨出真实的、客体的反移情。

如果这还是很困难，那么分析师因为患者确切的人格和行为而反应出的爱或恨，就只能借由客体的观察。

我建议，如果分析师要对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反社会者进行分析，他必须有能力相当彻底地意识到自己的反移情，才可以将自己对这个病患的客观反应，加以梳理清楚和进行研究。

这些反应就包括了恨。

反移情现象在分析中，经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二、病人把动机转嫁给分析师我认为，病人对分析师如果有所欣赏的，必然也只在他自己可以感觉到的部分。

在论及动机时，强迫症患者总认为分析师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也是以无用的强迫方式。

轻躁狂的患者不会出现抑郁，(除非是剧烈的情绪转换)，这些人情绪发展的抑郁位态position不会很轻松地到来。

这些人因此不会感受到较深層的罪疚，没有任何在乎或责任感，也就无法体会分析师对他自己的工作是尝试着去修补（分析师）他们自己的罪疚感。

神经症的患者往往认为分析师对他患者的态度经常是左右矛盾的，因此希望分析师展现出爱与恨的分裂；而这个病人认为自己可以幸运地得到爱，因为其他某些人得到的是分析师的恨。

顺着这想法是否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当精神病的患者感觉是“爱恨并存”的，他会十分坚持相信分析师也是会陷入同样原始而危险的体验中？他相信，如果分析师这时对他示爱，他必然也会同时杀了病人。

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过程时，这种爱恨并存的情感反复出现是十分典型的，於是处理上经常出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困难，引导着分析師逐渐远离了他的所有资源。

所谓的爱恨并存，是不同于将原始的爱冲动加以复杂化的攻击成分，而是在病人成长历史里，第一次出现寻找客体的本能冲动时，环境的回应却是失败了。

如果一个分析师将面临患者归咎给他的许多很糟的感觉，那么他最好是先做好准备，因为他既然是在那个位置上就必须忍受这一切。

最重要的是，他不可否认他自己身上确实存在着恨意。

在当下的分析设置中自己不自觉地将以正当化的恨意，是需要加以梳理而是好好保存起来，以便可以在日后进行诠释时加以運用。

我们如果想成为可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的分析师，就必须深入去处理自身内在最最原始的诸多事物。

而这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庅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精神分析实践上许多的幽微问题如果要找到答案，全仰仗分析师自己的进一步分析。

（精神分析相关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恐怕是分析师企图将他自己的分析工作，深入到他的分析师所不能带他到达的程度）。

任何分析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客观地注意病人带来的一切。

而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分析师需要能够客观地去恨他的病人。

在我们平时的分析里，分析师的恨是不是经常只是自己加以正当化罢了呢？我的一个病人，一个严重的强迫症患者，几年来一直是让我几乎无法忍受的。

我对这个分析感到很糟糕，直到分析有了突破，病人也变得可爱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他那种不讨人喜欢的特质是个积极的症状，是无意识所决定的。

那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很久以后），我终于可以告诉他，我和他的朋友都感觉被他击败了，但是他那时病得太重以至于我们都无法让他知道。

这一天对他而言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对现实的适应有了巨大的进步。

在平时的分析中，分析师对他自己的恨处理起来是没有困难。

但这些恨是潜伏的。

当然，这样的情形，最主要的是耍通过对自己的分析，才可以使得他摆脱受那些源自过去的和内心冲突的无意识仇恨所累积的巨大洪水坝。

恨意不能被表达，甚至没被被感受到的原因，还有这些原因：1. 精神分析是我自己选择的职业，是我觉得我最能处理我罪疚的方式，是我表达自己时可以较建设性的方式。

2. 我的工作是別人付钱，或，我是正接受一个将以精神分析工作获得社会地位的训练。

3. 我正在發现一些事物。

4. 我可以因为进步中的病人的认同而获得立即的肯定，也可以预期在治疗结束后会有更大的肯定。

5. 更进一步的是，身为分析师，我有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恨。

恨是可以在每一“小时”的最后时刻表达出来。

的确，在病人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而且是满意而归的时候，这情形真的是如此。

在许多的精神分析中，这些事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也就很少提到这些事；精神分析的工作往往通过对患者浮现的无意识移情加以口语的解析，就可以完成了。

分析师是取代了患者童年时对他有帮助的那些重要角色。

他等於趁机获利，透过丶患者还是婴儿时发生的那些肮脏事有关的成功。

这些都是一般的精神分析工作一部分的描述，但大部分是症状属于神经症层次的病患。

然而，在精神病患者的分析中，分析师所面对的类型差异和紧张程度是极其不同的；而正是这样不同的紧张，恰恰是我想要加以描述。

三、反移情焦虑的说明最近几天，我发现我做了很糟的工作。

我对每一个不同的患者都犯了许多的错。

问题是在于我自己，部分是个人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我和一位特殊的精神病患者的关系恰恰达到高峰。

这个问题在我做了我自己所谓的“疗愈之梦”healing dream的时候，才清楚理解。

（在我自己被分析的那几年，以及结束分析之后几年，我总会做这种一系列的疗愈之梦，虽然很多事不愉快，但每一个都标志着我的情感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最近这个特定时刻，我在刚清醒、甚至醒来之前，开始意识到这梦的意义。

这梦有两个阶段。

第一部分我是剧院中的衆神之一，從远运的高处看着坐在座位上的人们。

我感到极度焦虑，好像我的手脚有一肢要被肢解了。

这种感觉连带着另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站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彷彿只要我將手伸出边缘，手就会坠落到地上。

这就是一般常见的阉割焦虑。

这个梦的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发现在座椅上的人们正在观赏一部戏，而我通过他们与台上进行的事有了关联。

一种新的焦虑出现了。

我知道的是我整个右半边身子没有了。

这不是阉割的梦。

这是缺少部分身体的感觉。

我一醒来，我就深深明白，自己已经理解在那个特殊时刻我的困难究竟是什么。

这个梦的第一部分代表在我神经症患者们的无意识幻想中，通常都会发展的一般焦虑。

如果这些病人对我的手或者我的手指感兴趣的话，我就有失去它们的危险。

这是我比较熟悉的焦虑，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忍受的。

然而，梦的第二部分涉及到了我和精神病患者的关系。

这个病人一直要求我，不该和她的身体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对它的想象也不可以有。

她感受不到任何身体是屬於她的：就算自己是存在的，她对自己的感觉也仅仅是心智層面。

任何提及到她身体的谈话都会让她产生妄想的焦虑，因为宣称她身体的存在就近乎是在迫害她。

她对我的需要仅仅只是我的心智该与她的心智进行交流。

在做这个梦前的那个晚上，我的困难已经累积到極其易怒，以至于告诉她说，她对我的要求是比登天还难。

这件事造成了灾难一般的影响，数周以后我们的分析才从我的过失中恢复过来。

但是，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知道，我必须要理解了自己的焦虑；以及，在梦里这个焦虑的呈现，是透过当我试着和戏院里的人们所观看的戏发生联系所时察觉的右侧身体的缺失。

我右侧的身体是和这个特殊的病人有关联的一侧，因此受到了她需要徹底地否认的影响，连我们躯体之间想象的关系都要加以否认的。

这样的否认让我内在产生了这种精神病类型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比一般的阉割焦虑还更不能忍受。

任何关于这个梦的各种解析，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之所以做了这个梦并且记住了它，是因为我可以再开始接受接分析了，并且可以消除由于我当时的易怒性情所造成的伤害。

当时的易怒是源自我反应性的焦虑，它的特质和我正跟一个没有身体的病人正在接触这件事情是相符合的。

四、解析的延迟分析师心里要有所准备，他在病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要承受着極大的张力，而且可能是好长的一段时间。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一定要很容易就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恨意。

分析师他所处的位置就像是将生孩子的或新生兒的母亲。

到了最后，他应该要能够以患者的角度上告诉患者经历了什么，但單單一次的分析是远远不可能达到这种深度。

这很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过去几乎没有太多好的体验，让分析继得以工作。

甚至，在移情的过程中，如果分析师找不到患者儿童早期任何满意的关系的话，那将会怎么办呢？有些患者在移情中可以发现拥有满意的早期经验；有些患者在移情中看到的早期经验如此匮乏或者如此歪曲，分析师甚至成为在患者的生命中第一个提供某些环境基本条件的人。

在这两者之间，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在治疗后一类型患者的过程中，分析技术中的每一件事都将变得极其要命的重要；而治疗前一种患者中，一切是如此理所当然而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曾经问过一位将自己的领域侷限在神经症的分析师：他是否在黑暗中进行过分析？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啊？我没分析过。

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提供一个最普通的环境，而黑暗的环境是不同寻常的。

”他是致力于神经症的分析的，他对于我提的问题感到非常惊奇。

但是提供且维持寻常的环境本身，就能够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实际上是比同样是必须给予的口语表达的解析还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