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众化与后现代文化特征简析(一)

文化大众化与后现代文化特征简析(一)

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了文化大众化的形成及其与后现代文化的关联。认为文化大众化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文化发展自推力的产物。大众文化又与后现代文化有着密切的互文关系，这是源于后现代性具有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特性。关键词]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后现代；后现代文化

一、文化大众化的形成

文化大众化在文化合理化时期就有了萌芽，其根源是文化合理化分化产生的另一特立独行的结果——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虽然产生于文化合理化的母体，但却完全背离并与文化合理化相排斥。它是文化合理化中谋求解放自律的审美价值领域的直接结果，并最终引发了文学领域的文化现代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他们以审美标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合理化的功利性，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如果说资本主义文化合理化代表了启蒙的理性精神，那么审美现代性则代表了启蒙的自由精神，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的滥觞，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又是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根据之一。

文化大众化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首先，西方新的工业革命不但带来物质上的大众消费，而且带来了精神文化上的大众消费，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崛起。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成果使电影、广播、出版音响迅速现代化，这类新大众传播工具的诞生，宣告了一个几乎由文字垄断大众传播时代的结束，人们有了一个不借助文字而记录语言，不借助“在场”而感知形象的时代。文化载体的迅速发展，使文化产品的制造和传播走出传统个体小生产的方式，从而把文化领域的主、客体迅速连成一体，并且迅速社会化，这是文化大众化的科学技术基础。其次，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闲暇时间增多，专业和工作之余，人们必然普遍追求文化精神的活动，以消磨时间。因此，消费文化就成为文化大众化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大众娱乐活动，如观赏性体育、大众轻歌剧等娱乐形式便随之诞生。

最后，从文化自身发展趋势来说，文化由少数上层知识分子的特权，越来越表现为普通人群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生活。随布衣子弟一同进人大学的是低层文化的趣味和取向，平民文化或下层文化与主流文化产生某种融合，这动摇了壁垒森严的等级制传统，阶级界限日益淡化，从一种稳固状态变成一种流动性的社会因素，从而为文化大众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在信息传媒高度发展的当代，大众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文化大众化出现的社会群众基础。

大众文化一诞生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大众文化需求的反映；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金钱操纵市场的结果。它对传统文化消费结构有着强烈的破坏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传统文化正在丧失知识阶层读者，越来越多能读文学作品的人不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不读严肃文学的作品，这意味着文学正在失去它对社会精英的传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因。到1954年，统计表明，当时文盲率只有3．2％的全美国人口中只有17％的美国人一年中曾读过书。也就是说，大多数能读书的人已经不读书了。显然，传统文化功能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被大众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也被大众文化所代替。

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寄生于大众传播技术、家庭和闲暇，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业溶合起来，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的融合，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在闲暇时间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归结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们揭示了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大众文化使文化成为商品，其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从而排除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

其次，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性，导致扼杀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而且扼杀了艺术欣赏的想象力。

最后，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进行辩护，反映着人对他自己本质的误解和歪曲。一方面，大众文化操纵了大众意识，大众文化的非否定性导致了大众意识的非批判性；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对劳动者来说，不再是提供娱乐和消遣，而是用来再生产他们的工作能力。

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是同等的概念，是文化合理化向文化大众化过渡的形态，它也是文化合理化发展极端的典型。但凡事走向极端就必然转向其反面，大众文化即使具有种种缺陷，却仍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代表。

二、文化大众化

文化大众化是文化发展日益走向通俗、大众，不再为高雅的贵族所独享的趋势。从奴隶社会开始，文化就一直为剥削阶级所垄断，随之文化大众化的进程也开始了。但从民间文化发展到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又逐步吸收下层文化，从而进一步通俗化，并在当代繁荣昌盛却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情。文化大众化在后现代阶段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张显，因此这里以其主要表现形态——大众文化作为探讨对象。

大众文化有褒贬不同的两种定义。贬义的“大众文化”即massculture，具有明白无误的贬义，其中的“mass”虽然与“暴民”(mob)不同，但仍包含了愚蠢、嬗变、庸俗、物质等意思，这个术语流行在20世纪30一50年代的文化批判潮流中，用以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化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像电影、广播、电视、音响产品、广告和流行出版物之类的文化。这种早期的大众文化为旧式的民主派所不容，因为它抢夺了“民间文化”的领地，而民间144文化是在人民群众之中自生自发的，与自上而下、庸俗低劣的大众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它为宝书派和传统派所厌恶，因为它冲击了“高雅艺术”和“高雅文化”。它同样不讨左派批评家的欢心，因为它是资本、机器的帮凶，是麻痹大众，消磨大众意志的毒品，使大众无法清醒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地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正是奠基在这一定义之上的。

褒义的大众文化即popularculture，它不但为我们带来滚滚商业利润，在精神内涵方面，也早已挺直了腰杆，敢于向高雅文化叫板，而且大有反客为主的趋势。这种文化为社会底层人群、中产阶级所喜爱，并以其势不可挡的趋势普遍流行于社会，它不具有统一的样式，多姿多彩，五花八门，具有了更多肯定的意义。

因大众文化与工业文明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与后现代性具有一定亲缘性。它与后现代性本身存在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大众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理论内涵具有某种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