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

19:59 2010/12/12一 废科举

原因：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 二、科举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 状况：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官制、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便是废科举。1901年8月29日，诏命自明年始，乡试会试等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停止武生童考试和武科乡会试。废八股、停武科后，教育制度亦随之一变。9月14日，清廷谕令整饬京师大学堂，将京师及各省的官学、书院等改为学堂，广兴实学。但科举制既存，士子们仍旧热衷功名，对学堂“大率观望迁延”，新式教育并不能很见成效。1903年3月13日，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请遞减科举，以兴学校。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又会同赵尔巽、张之洞、周馥等人，再次奏请停科举、广学校。清政府遂宣布废止科举，下诏“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严复将此一举措称为无异于古之废封建的“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详细过程： 袁世凯和张之洞联衔上奏，请求立停科举。慈禧太后便召开御前会议。一番争吵后，慈禧总结道：“科举好，旧车道儿上通着官场，学子们自然趋之若鹜；新学也好，可没个实际前途，谁愿意上道儿呀？这里边的是非，就没个了断。今儿个，咱们就一块儿 了断了它。”了断的方式是举手表决，众臣不禁集体下跪，群呼“老佛爷圣明”。慈禧说：“别的事儿说我圣明也就罢了，事关国家一千多年的典章制度，我一个人可是不敢‘圣明’。这一回呀，你们都得跟着我‘圣明’一回。”于是袁世凯头一个举手：“臣赞同。”大家都跟着举手，就这么把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1905年发生的事，至今整100年。 为什么要废科举？袁世凯在奏折中说得很清楚：科举不废，新学不兴。科举俗称“官学”，废科举堵死“学而优则仕”的路，学子们只好上“新学”。废科举前，经营60多年，新

学堂只有8277所，废科举后的第二年，1906年达到2．3862万所，1907年3．7万所，1909年5．9117万所。学生呢？1905年不足26万人，1909年达到163．9641万人。此前，新学制已经建立。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首次确立现代教育体系，普通教育分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层次分明；专门教育有了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农工商矿等实业学堂以及方言、医学、体操、美术、警务等专门学堂。可以说，教育从古代官学化到近代科学化、知识化、实用化、专门化的转向，在100年前初步完成。 袁世凯一言废科举，按说功劳大了，但却受到攻击，史料上说，“朝野之士，集矢项城”。估计要是没清兵护卫，走到大街上，那些“我有笔如刀”的秀才举人们，会乱刀砍死他。这也难怪，人家做了半辈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顷刻间一枕黄粱；读“四书五经”，钓“布衣卿相”，此乃读书人最高境界，这才刚溜达到半道上，你就让人家魂断科举路―――这个袁世凯，真不是东西！于是那些没了“仕途”的学子们开始编派他。朝廷那么多大臣，却是他一个疆吏提议废科举，这其中定有原因。原来他从小就不爱读书，一生连个秀才也没混上，所以这小子痛恨科举啊，一朝权在手，先拿科举制开刀，敢情是为报私仇！ 科举制度的废除，其实对国人并不突然，已有60多年的科学启蒙为新学奠基，清朝政府不过顺乎时代潮流罢了。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 影响：科举之制，自隋而肇始，于唐、宋时完备，明、清承之，至清末废除时已存在1300余年。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核心制度，科举之存在，上及家国的长治久安、下系个人的功名利禄，集教育、政治、文化等各项功能于一身，将整个中国维持在一种社会分层、又垂直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然则1905年一纸诏书，科举即废，其影响，无论对传统政治之终结、还是现代政治之开启，莫不至为深远。 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久被非议而又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做成了戊戌变法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带有革命性质的变革。此后，随着新的教育制度的建立，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又造就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形成。由于民族危机

的严重，许多青年学生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口号，并投身到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从而把民族救亡与学习西方活动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它的废除，中断了传统政治运行的轨道，加深了封建统治危机，砸了数十万举贡生员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生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作必要的安抚补救，而民间各业因摊派赔款，早被搜括无遗，也根本无法安置吸纳这些士人。中国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时代的大恐慌面前，士绅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内另谋生活。家境好的，出国留学；等而下之的投考各类专门学校；实在无钱的只好来个“秀才当兵”，参加新军。士绅阶层的窘境，使它们失去对政府的向心力，也使政府失去赖以支持的阶级基础。此后，士绅阶层把目光和精力投向地方，借清政府开办新政之机，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声望，加紧同地方政治势力的联结，插足地方政治及各项公共事业，发展和壮大自已的力量，直接同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清末立宪势力的扩张，立宪运动的高涨，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即它与士绅阶层背离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士绅阶层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对清朝统治失去信心，干脆投身革命。士绅阶层的上述政治倾向为清政府所始料不及，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向背，直接决定了王朝统治的命运。 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史实，表明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失其合理性。科举考试的组织、严格的考场纪律，试卷批阅中誊录、复审、磨勘、落卷的搜集等严密的程序，对于舞弊行为的严肃惩治等等，这些都是无可非议和不能否定的。由于每次中额人数有限，“非学而优”者不能入选，因而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凡经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士子，毫无例外地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尽管科举废除，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并未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的垂青。科举制度本身并无太多的弊病，它所要革除的只是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体和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治选才的宗旨。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造成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在科举制度下，与“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相辅而行的，士绅还以“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重义轻利、求仁求智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具有示范作用。但科举废除后，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增高，资本主义制度下追逐私利日益为社会所承认，日

渐成为当时社会个体行为取向的标准。士绅功名身份的失落虽有助于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但传统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日渐被“嗜利忘义”的风尚所取代，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其影响至今还是显见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摧毁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科举制度曾为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虽然这种流动能力极为有限，但对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使皇权与绅权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国社会也因此保持秩序的长期稳定。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局面不复存在。士绅阶层被迫向其他社会阶层分途流动。在清末，商人地位虽然上升，但并未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基础薄弱，难以左右政局。新兴学生群体当时也缺乏社会根基与地位。这些都造成了整个社会向心力的下降，社会整合功能的减弱，从而从根本上加深了清朝统治的危机。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二 知识分子的形成 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提示着近代中国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大变，即四民之首的“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士”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而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且互为因果的关系。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传统的士作为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如刘大鹏所言：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双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引入，传统的社会分工遭到质疑，过去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却需要论证了。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本是传统的观念，但必须加以强调，则是社会已在变动的表征。“读书人”正是过渡时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由于新学先已

成课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分子之时，上一代的“遗士”有时也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复盖。反过来，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上，也处处可见士的余荫。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启超梁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像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甚而有时不问政治，都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这一点最为对章、梁具同情态度(不是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视，他们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专意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更长远

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对其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政治，每表示惋惜。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了学术工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一 废科举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