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的价值和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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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的价值和理念分析

今天讨论中国戏剧的价值重建,恰逢其时,现实政治给这一话题提供了

极佳的契机。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可以把这一极其重要的表述,看成是中国文化价值转型的标志,当执政党将自觉地承担起中国

“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角色时,戏剧界决不能置身局外。

这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转折,它意味着我们对中国戏剧传统,应该和可以有全新的认识与评价,因而也是今天讨论中国戏剧的价

值重建的政治基础。而有关价值重建对中国戏剧健康发展之所以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迫切,恰恰就是由于在此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包括民族戏曲在内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不仅没有得到忠实传承和弘扬,相反,它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铺天盖地的批判。

从“五·四”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戏曲的全盘否定,到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运动,更不用说声称“彻底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艺术冲击下的“文化反思”,对中

国戏剧传统的态度一脉相承。这些批判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包括深厚的戏剧传统和丰富的传统剧目,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而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戏剧中所谓“糟粕”的批判,被看成中国戏剧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对传统批判与改造的立场,成为中国戏剧领域的理论建构的基础。

中国现当代戏剧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整体认知里,

负面的批判远远超过了正面的肯定;虽然有关对传统应该“继承其精华,扬弃其

糟粕”这类貌似公允的理念始终高悬,但是对“糟粕”的所谓扬弃,远多过对

“精华”的继承。尽管在理论上,人们总是说艺术既要继承也要发展,可是作为整体的传统戏剧从未得到起码的尊重,而且几乎从未认真地讨论传统戏剧中那些正面的价值,更遑论继承与弘扬。几代人就在批判传统的气氛的熏陶中成长,对传统的菲薄成了人们可以率性为之的时尚。

对历史包括戏剧史的反思始终是必要的,然而反思要以对史实的审察为基础。就以一个人们熟知的观点为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批评中国戏剧喜欢以大团圆结局为“恶俗”,认为其中充斥着“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秀才中状元”之类庸俗与老套的故事。类似观点陈陈相因数十年,似乎传统剧目都是些私订终

身,男欢女爱,起初落魄的男主人公最后中了状元,大登科连小登科的“大团圆”结局。回到事实,这样的说法颇为可疑。存留至今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戏文三种”里根本没有“私订终身”,只有《张协状元》是“落难秀才中状元”,但那不是为“大团圆”。元杂剧的经典,从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等,都和“私订终身”没有一点关系,王实甫的《西厢记》有情爱,有类似后花园的场景,但是崔张没有在那里订终身;而且通常认为最后第五本的

团圆不是他的手笔。就算最重视爱情书写的明清传奇,从《琵琶记》、《浣纱记》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些名着,哪一部是私订终身?京剧从最负盛名的《四郎探母》,到程长庚、谭鑫培等前后三鼎甲的保留剧目,再看“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拿手戏,更是少有和后花园私订终身之类相关。爱情是人类艺术永恒的主题,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多男欢女爱题材的经典剧目,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只有近代从滩簧花鼓发展而来的新剧种,尤其是直接取材和化用民间说唱故事的“弹词戏”,出现了一些以“私订终身”始,到“状元高中”止的剧目。而一部完整的中国戏剧史,从宋元南戏、元杂剧到昆曲传奇、高腔和秦腔梆子乱弹皮黄,剧目之多,题材之丰富,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多样,足以自

傲于世界戏剧大国之林,决非如此单调和贫乏。

各民族成熟的戏剧往往有一些常见的母题与情节结构上的特征,这并不奇怪;如何归纳与总结传统戏剧情节安排的这些特征,可以在学术范畴中讨论,有不同看法也属正常。然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类极其简单化同时又极其粗暴的归纳与批评,却完全脱离了学术的范畴,它深刻体现了百年来主流文化界对戏曲传统

的歧视。然而,可怕的不仅是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家对戏曲传统会做出如此轻薄的

概括,更可怕的是这种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断言,却口口相传,几乎成为一般人心目中不易的常识。而大量毫无理性的鄙薄中国传统戏剧的论述者,通常以类似的理由指斥戏曲,长期以来传统戏剧被污名化的各种现象中,这只不过是个最具

典型性的例证。同样的文化态度,也表现为对传统剧目吹毛求疵式的挑剔,将文本的瑕疵无限放大,并且将它无限上纲地引申,直到完全否认传统戏剧中大量地方

剧种的文学价值。

戏曲史上如此多杰作,批判者看不到或故意装作看不到。在整体上,我们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世纪,传统艺术被看成是文化的累赘,中国戏剧的悠久历史与

众多经典的存在,被看成是一笔民族的负资产。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共教育,各级学校公然传播崇尚西方鄙薄中国的艺术价值观念,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法努力弘扬西方艺术与文化,对西方戏剧经典从不吝惜于各种溢美之词;同时却反复强调

传统戏剧中有太多的糟粕,应该并且必须批判。众多学者致力于呼吁向西方艺术学习,却很少正面弘扬和正面强调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

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戏剧价值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片面崇尚西方戏剧的价值观之所以在民众的审美趣味形成过程中日益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平等、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同与异,而总是把西方文化艺术看成是“好”的,把中国文化艺术看成是充满问题的,声称必须通过引进与学习西方艺术与文化,全盘改造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当整个社会以及戏剧界形成了这种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戏剧命运之堪忧就成为必然;而这种价值观如果不改变,如果不能重新建立一种更健康、更理性和更具客观性的价值体系,中国戏剧必然持续陷入困境,而戏曲既在文化领域与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就没有重振的可能。

在整个中国戏剧的框架里,应该把传统放在什么位置,包括把传统剧目放在什么位置,进而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戏曲的美学价值与历史积淀,是中国戏剧价值重建的关键。而重新认识传统戏剧的积极价值,认识戏曲深厚的艺术积累和丰富的人文内涵,认识到传统对于当代戏剧发展不可或缺的意义,其中,包括努力发掘传统文化和传统戏剧的那些久负盛名的经典的正面价值,则是它的最主要的内涵。

中国戏剧的价值重建,首要的问题是对戏曲传统的基本态度与评价,然而在另一方面,重新界定话剧与戏曲的关系,强化对剧种特色的坚守,同样不可忽视。

话剧在中国的创作演出,始于1900年上海的学生演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话剧影响力方才逐渐提升。在以后的岁月里,话剧在中国戏剧整体格局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中国本土那些有更悠久历史的剧种,甚至被放在与戏曲整体上相对举的位置;而在话剧与戏曲之间抑此扬彼,把话剧看成是进步的、现代的,认为戏曲是传统的、落后的,声称戏曲应该从文学、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向话剧学习,还必须引进话剧的“导演制”等等,都是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世纪里在戏剧界产生广泛且深刻影响的看法。

最初涉及西方话剧与中国戏曲有优劣之分的观点,除了因欧美戏剧舞台所营造的逼真景物而惊艳以外,多属想象之辞。即使话剧已经引进中国,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可以让戏曲学习的资本。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日深,西方的戏剧观念以及技术取向,随苏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起对中国戏剧产生深刻影响,而在之后的高度政治化环境里,是否信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被附加了复杂的政治内涵,得以假政治之手,成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戏剧理论。这一变化颠覆了中国戏剧理论的原有格局,戏剧艺人们甚至不得不开始怀疑千百年来他们的前辈们一直尊奉的表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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