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史记》读书报告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早在汉代开国六十年实行的“无为而治”黄老之学。为什么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推行非常成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当时背景迫使当时西汉政府不得不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初70年，一直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这在汉初十分必要。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史载“汉兴，接秦之蔽，诸侯四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 P159)。面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西汉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载: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2］( P357)。曹参后来代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 “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 P358)。文、景时期，黄老思想更加盛行。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

耻言人之过失”［1］( P152)，躬身俭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景帝遵先帝之业，“不受献，减太官，省瑶赋，欲天下务农蚕”［1］( P37)。史载当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 P339)。长期的与民休息，使得西汉政权的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1］( P98)，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1］( P98)。不但户口繁息，农业、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但汉初政治也引起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中央权力削弱。随着经济的发展，诸侯国力开始增长，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景帝时七国之乱。其次是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棘手问题时，不得不依赖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诸子百家兴起，思想得不到统一。再次在经济上，地主豪强“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1］( P569)，他们“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1］( P569)，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1］( P569)最后匈奴越来越猖獗，“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 、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史记匈奴传》匈奴连年侵边对汉代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因此，统治思想的改变迫在眉睫。

其次儒学的改变。此时汉武帝推行的儒学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儒学在当时已经融汇了以往诸家文化思想学术成分。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的一部分。首先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汉书·董仲舒传》。其次是为加强君权，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再次是为建立处世标

准，提出“三纲五常”学说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纲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规范。已经有了不同的内容与发展趋向，它结合或者吸收了百家之学，把儒学与刑名法术糅合在一起，尤其是阴阳家的思想，以至于到汉宣帝时，他就认为“汉家法度，霸王道杂之”，一言而道出了独尊儒术真谛，

最后是汉武帝的个人偏好，史称汉武帝乡儒: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2］( P701)。”汉武帝偏好儒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学符合汉武帝制定政策的需要。儒家学者在推动儒学成为统治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满足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尤其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者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一向善于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要实现封建中央一统，公羊学就在《春秋》中发现了大一统; 武帝要确立皇权的绝对地位，抗击匈奴，公羊学就从《春秋》中发现了尊王攘夷，复九世之仇之义; 武帝要改变汉初以来的政策，公羊学就讲更化，讲《春秋》有新王必改制的理论。儒学满足了汉武帝的个人爱好。汉武帝对神仙之道的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记·封禅书》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2］( P170)，并崇信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因此，儒学中某些与神仙家相通的东西，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如封禅。当时得到汉武帝青睐的公羊学，正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家的神学观念与儒家的经义揉合在一起的结果。齐、鲁、韩三家《诗》学，最受重视的也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齐诗。汉武帝在位五十年，他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专制君主，因此，他的好尚，对于儒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