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乐府民歌采集方式及其文学意义新探

西汉乐府民歌采集方式及其文学意义新探

郇宇刘嘉伟

(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乐府诗歌是汉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武帝时期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集民歌，结合音乐以供上层社会消遣并广为流传。但是由于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专门设置采诗人员，当时“采诗夜诵”的民歌多由“循行”方式完成，且民歌的数量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因此，西汉乐府采诗制度目的并非专为采集民歌和保存民歌，其在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影响也需要重新审视。

关键词乐府; 采诗方式; 文学意义中图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 －7725(2015)05 －0198 －04

收稿日期 2015 －02 －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 ( 项目编号:11＆ZD1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郇宇，男，江苏南京人，主要从事文艺学方向研究。

关于西汉乐府采诗的记载，最早可见于班固《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但是自南朝以来，就先后有人否定汉代曾设“采诗之官”的说法，因此文学史上所谓的“自汉武帝立乐府采集民歌之说”有待商榷。本文拟从西汉乐府因袭乐府制度及其“循行天下”的采集方式开始，再探

西汉乐府在民歌采集方面的制度及其文学

史价值，希望对于汉代文学史、文化史研

究有所裨益。

一

“乐府”这一名称作为音乐机构的出现，自汉代以前就已经开始，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代编钟就镌刻有“乐府”二字。［1］而由朝廷设立的专门的音乐机构管理乐曲，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的太司乐。至汉代，乐府官署沿袭秦代旧制，汉乐府作为官署或专署设立于汉高祖一朝。西汉的音乐机构，一方面继承了设立音乐官署的传统，另一方面因袭了

秦代的官制，继续称为“乐府”。

与前代不同，此时的乐府实际上是两个“乐府”，一为“太乐府”，分管雅乐; 一为“乐府”，主要分管俗乐。据《汉书·百官

公卿表》载: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初置太卜。”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中也有叙述: “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

在汉武帝重立“乐府”之前，两乐府的动主要集中在“太乐府”，且创造成分少，因袭成分多，“太乐并不领朝庙乐章，其存肄者，惟制氏所传、河间所献之雅乐，仅于乡射一用之而已。”［2］内廷乐府的活动较少，几乎没有作为。汉武帝即位后，则十分重视雅乐在教化中的作用。《汉书·礼乐志》云: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同样，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提出雅乐在君主心中也成了装模作样的礼仪，“不过供奉帝王之物，侪于衣服、宝货、珍膳之次而已。”［3］可知，这一时期俗乐多为君王的偏好，汉武帝因此下决心改革乐府。也就出现了班固“乃立乐府”一说，而班固同时提到的“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成为汉乐府职能发生转变，广泛采集民歌的标志。总体来说，西汉乐府的因袭传承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并且开始注意民歌的采集。

二

这一时期的民歌采集并非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民歌，其与先秦的采诗制度没有本质区别，其主要目的还是为政治服务。

先秦的采诗制度可以从《诗三百》说起，周代统治者比较注重考察民情风俗，政教得失，为此采取了“采诗”措施。《汉书·食货志》载: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可见，“采诗”是用作观察风俗，供统治阶级参考，以考察政事得失为最终目的。

对于西汉乐府是否采诗这一问题，历代学者都有过争论。宋代学者根据“西汉无采诗人员编制”一说，认为西汉无“采诗”制度，《宋书·乐志》认为: “秦、汉阙采诗之官。”因为在哀帝罢废乐府之时，罢黜名单有“夜诵员”而无“采诗员”。萧涤非则

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 “西汉

之有民间乐府，因其事见班书，故可无疑。东汉则乐府之设立，史无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采用民谣，尤属茫昧，此诚一先决问题也。［4］潘啸龙认为，乐府与“采诗”“观采风谣”没有任何关系。王运熙先生则认为，武帝创立乐府一说为太乐的泛称，并举《续汉书》和《后汉书》为例，加以论证。［5］以上各家虽各有高论，但仍有未尽善尽美之处。窃以为，班固据西汉未远，且学风严谨，他的观点自然最具权威价值。西汉

乐府的民歌采集确有其事，并且具有重振

俗乐的意义，但主要目的还是为政治服务，采诗的方式依托“循行天下”完成，采诗的结果是将民间曲调改编并配合文人诗词，一方面考察民意，一方面代替雅乐而“夜诵”娱乐，属于自发性质的采集民歌。

据《汉书·元帝本纪》: “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可知，经学博士循行有存问百姓、监督官吏的任务，同时又有存问鳏寡，览观风俗的责任，循行和采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循行的过程中，经学博士收集民间歌谣，以备天子掌握民间情况，巩固统治，从而达到“观风俗，知薄厚”的目的。而风俗本身就包含民间流传的谣，再加上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指: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因此，虽然没有设立“采诗员”，但“循行天下”搜集的民事民谣，一方面作为了政治、社会管理用途，另一方面，则成为了乐府创作的源泉。“饥者歌其食，劳者

歌其事”，民间生活的点点滴滴登上了文学

的舞台，开疆辟土等各种主题融入诗歌，被乐府机构采集并进一步促进了乐府歌的发展。

同时，在乐府诗创作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民间采集的歌谣并不是直接采用或者说是选择性保留，而是与其目的一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表现为利用其中有

用的成分，制成符合汉武帝要求的新声变曲。这一点可见于《汉书·佞幸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变曲。”雅乐衰微，李延年、司马相如等人的诗作并不能够直接与乐调契合，便从民间收集曲调，通过改编，使诗歌的演唱符合艺术要求。由此可知，“乐府”官署确实利用循行等方式采集全国各地的民歌，但并不是为了进行传播和推广，而是为了研究各地民歌的曲调，从中提取有用的成份，制作新乐章。

三

从文学影响上看，西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一般的文学史表述将汉乐府的建立看作是大规模民歌采集的开端，且具有重大文学意义的事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但是，重新考察西汉乐府的文学作品，笔者认为，其文学价值和影响并不是那么深远，出现上述误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将东汉

民歌误入，并且没有将其音乐价值单独区分。

西汉民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现实主

义精神。当时文人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崇奉《诗经》，效法《诗经》

的形式，尊崇四言诗，轻视民歌诗。古代士大夫在生活中不能大量接触民歌，对民歌的样式不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仅仅局限于对民歌的改写中。汉代诗人，从司马相如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