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国维的_境界说_

《史林》1998年第1期

试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李世众

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因遭受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全面冲击而陷于总体危机的艰难世纪。目下,在这个世纪转换的节点上,徘徊踟蹰于因多元文化冲突而形成的文化困境中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纵横激荡的百年学术史的梳理回顾。不知是该感到难堪还是庆幸,人们发现,王国维是整整一个世纪中极为罕见的具有可以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实力的巨人之一。历史的幽默让人感到惊叹不已,正是这个头顶瓜皮小帽,脑后拖着长辫,身穿长衫,一直被人视为满清遗老的人,凭着他卓越的天才和汇通中外古今的深厚学养,对历史作出了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他并不是被人所误解的那样“默然不闻窗外之事”。同所有伟大的学者一样,他关怀社会、热爱人生。他是一个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人类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大师。他泽被后世的诸多学术成就中,最为不朽的是他的“境界说”。他的“境界说”不仅是一种诗词鉴赏法,也不仅是一种讲究性灵的艺术论,从本质上说,这是王国维基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根本局限性的深刻思考,对人生境遇的深切同情,精研中外哲学、艺术而凝成的醒世度人之学说。

一

王国维之所以能孕育出“境界说”,首先就在于他是一个文化上的“先知先觉者”。在那个时代,粗率浅薄、浮躁凌乱的“经世致用”的喧器充斥于学界,他的探讨却显得异乎寻常地冷静和理智,表现出当时极为少见的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

在外患频仍、内患不止的世纪之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和困厄中承受着折磨和煎熬的痛苦,同时,时代也向他们提供了对传统伦理价值加以拒绝和背叛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渐认同现代的制度文明和主导思潮。可从他们的骨子而言,他们仍然是传统知识分子,儒家意识形态仍作为一种隐性结构隐藏于他们的深层心态里,表现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以及俞曲园、章太炎等都充满了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担当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节,体现着与原始儒家一脉相承的理想人格。他们投身社会,关注的是经济、政治、科技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但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同样身历传统文化之大劫变的王国维,作为一个“此文化精华所凝聚之人”(陈寅恪语)却有着远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觉悟。

王国维一开始治新学就对儒家知识分子以修齐治平为理想的根深蒂固的单一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反省。他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社会把哲学、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和仆役的历史。他在《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一文中写道: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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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特哲学家而已,诗人

亦然。

①所举诗人例子有杜甫、韩愈和陆游三人,“如

此者,世谓大诗人矣”,接着文章又从反面加以说明:

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亦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文章对崇“道”贱“艺”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清算:“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也”。另外,他还标举“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又大声疾呼:“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氏奏响的这些独曲异调与那不绝如缕的千年老调子是极不和谐的,他所从事的是革命性、颠覆性的写作。这个为传统文化精华所凝聚之人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离异了,在精神上放弃了继承权。他的这种放弃是极其彻底的,这表现在他不仅在理念层次上对它的批评为常人所难以企及,而且在他的学术生涯前期,他退到了纯学术领域,把热情全都倾注在玄奥的理论问题上,心安理得地恪守非政治化倾向。一涉及这个问题,就绕不过王氏一生的两个悬案。第一,是为世人之所诟病的1923年被召为清废帝之“南书房行走”,这里不拟详加讨论,只想说王氏该是以此表达了自己与此行为之表面意义相去甚远的复杂的文化态度,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和政治倾向,可并没有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感染上政治病毒,在他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明显的政治共振现象。第二,是他的自沉,学界对此聚讼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试图从中挖掘“政治思想”根子的人颇为不少,但所得结论大多缺乏过硬证据,穿凿成分过重,说服力太过微弱。这个问题也许从其总体的生存境遇去理解才庶几能免瞎子摸象之失。对此,陈寅恪是非常谨慎的,他说:“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

论。”

②与晚近历史上一般的学术大家们不同,具有丰满的生命意识的王国维一步入学术生涯,就首先着眼于对人的关怀,关心如何才能

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③。他对叔本华的喜

好决不是偶然的。两人都有着以忧生意识为核心的生命感悟,这大概与他们都深受佛学的影响有关。叔本华精研过佛理,告别了儒学价值系统的王国维也颇有直通佛心的创见。与儒学相比,佛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存在

生命本体有着深刻的体认。因、果、存在、意义、底蕴、目的这样一些终极问题正是佛学要探讨的重大问题。儒学把一切问题化约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佛学却把万千世相提升为人生问题、哲学问题。

纵观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他彻底完成了从传统知识分子追求圣王事业的理想到追求学问真理的大变向。也许只有他这个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才会格外清楚地认识到儒学实践的历史性失败,也只有像他这样同时又保持着对生命本体关照的人才能破除各种话语的蒙蔽对事实作出本源性判断。正是王国维这个体现着这两者不可思议的完满结合的人,完成了“境界说”的天才创造。

二

前面已说到,儒学把一切问题化约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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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①②③王国维:《论教育之要旨》,《教育世界》第56号

(1903年)。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遗书序》。《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版。本文凡不再注出出处的王氏原文,均见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