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

先秦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内容摘要】先秦儒家揭示了“艺德相通”的本然性，阐释了“以艺进德”的可能性，分析了文艺的政治教化价值、道德教化价值和个体修身价值，从统治者、创作者和欣赏者角度分析了如何实现文艺的教化价值。

他们的思想启示我们，艺术不能“去道德化”“非意识形态化”；艺术教育要强调其人文教育内涵；思想政治教育要成为“诗性教化”。

【关键词】先秦儒家教化文艺教化先秦儒家的美学是典型的伦理型美学，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是其理论主线和价值主旨。

他们的文艺教化思想奠基了中国历史上“文以载道”“崇德尚艺”的文化传统，2000多年来虽然不断地得到注解或修正，也不时地遭受争议或批评，但总体看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认真研究这份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的文艺发展、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以下三大层面对先秦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做初步探析。

一、文艺何以具有教化价值先秦儒家对“文艺何以具有教化价值”这一“元”问题给出有力的解释，为其文艺教化思想奠定了立论之基。

1.从本体论层面揭示“艺德相通”的本然性。

先秦儒家认为，以“乐”为囊括形式的艺术从本体上就与伦理相通，艺术的美必须以道德的善为依托。

《乐记》指出，原始的“声”必须具有“文采节奏”的形式美感，才谓之“音”；“音”只有注入“德”的内涵，才提升为“乐”，即“德音之为乐”。

他们还把艺术置于“天——地——人”系统中考察，“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①，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和”。

“和乐”的美学标准，就是高低、强弱、长短不同的音阶相互配合产生旋律和谐。

旋律和谐体现了个体——社会——宇宙三个不同层次“和谐精神”的实质：旋律和谐是“中和”（例如，“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②）人格的艺术体现，“中和之美”的艺术既是君子人格的美学表征，又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手段；旋律和谐映衬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和完美性，“中和之美”的艺术是统治阶级掩饰阶级对立、调和阶级矛盾的重要载体；音乐的旋律还是宇宙的自然节律的体现，是对自然界和谐精神的效法，最能表现“中和”的宇宙生命精神。

“大乐与天地同和”③，人们借助于艺术最终能达到“天人合一”“天下大合”的至善和大美境界。

2.从心性论角度阐释“以艺进德”的可能性。

先秦儒家论及“乐”的起源和作用时，都将其溯之于“心”和“性”，归结为“情”。

《礼记·乐记》就用物、心、情、声、音、乐等词汇构成了关于音乐的理论构架，揭示了物感心动、心动情发、乐由情生的音乐生发机制。

他们认为，情感是音乐的本质，音乐是情感的语言载体，艺术可以通过以情感人的方式达到“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教化目的。

人们对于艺术的需求是一种基于自然本性的需求，即“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自然本性或者说过度放任自然本性，艺术又可能成为破坏王道伦常的否定性力量。

所以，文艺教化的关键就是如何既调动人的情感又调控人的情感。

基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性善论者孟子主张，借助艺术将本善的性情之动向强大的道德情感进行“扩”与“充”，即“养浩然之气”。

性恶论者荀子主张，与艺术相关的性情修养应当是“制”，即“以乐节情”“以道制欲”。

他们实质上都在强调要借助富含“德”质的“美”的艺术，将出自自然本能的个体化情感转化为符合儒家伦理标准的社会化情感。

先秦儒家对艺术“和合”本质的阐释，对“艺——道、欲——道”关系的思考，体现了整体性和辩证性的思维特点，其论证方式和论述结论都很有见地。

二、文艺有何教化价值先秦儒家把文艺置于“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中，强调文艺教化相对于礼教及刑政的基础性与优越性，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文艺在三个层面的教化价值。

1.文艺的政治教化价值。

先秦儒家始终抱着事功政治的“入世”情怀研究文艺和伦理，自然特别关注文艺的政治教化价值：第一，统治者观乐知政，发挥艺术观察邦治、辅佐政治的功用。

他们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也”④，“乐”既是治邦的手段，也是邦治的表征。

所以，他们主张统治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⑤。

这里的“审”就是要求发挥艺术在察民心、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方面的政治教化作用。

第二，民众借助艺术的“美”“刺”功能干预政治。

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中说的“怨”，已经涉及诗歌在政治讽谏中的作用。

汉代《毛诗序》进一步阐发为“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上以风化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美”“刺”说。

“美”是对统治者“盛德”之歌颂，是对有德之君、贤明政治的歌颂和美化，是对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强化；“刺”是对统治者政治失当的讽刺和建议，是王权统治下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干预政治的曲线路径，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委婉、含蓄的批评教育。

从一定程度而言，“美”“刺”功能的发挥是等级制度下“自下而上”的一种文艺教化。

第三，通过艺术教育培养跻身政治的“士人阶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于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⑥可见，他们认为教诗与学诗的最终目的都是“事君”，是为培养兼具杰出政治才能、良好道德素养和迷人艺术气质的“士阶层”。

2.文艺的道德教化价值。

先秦儒家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阐发了文艺的道德教化价值。

第一，强调文艺在规范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道德秩序方面的作用。

先秦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是一种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性伦理道德，处于不同等级与身份地位的个体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各不相同。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位”对应的“礼数”生活，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德，整个社会就能和谐有序。

他们认识到，仅靠“礼”的硬性规定和外在约束远远不够，只有“礼”与“乐”相互配合才能艺术化地成就等级化的道德秩序。

“礼辨异，乐合同”⑦，二者实质相异但功能恰好优势互补：“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⑧。

通过礼与乐的配合，标志人们身份等级的生硬冰冷的条条框框被装点到其乐融融的艺术享受中，等级差别不仅制度化而且温情化了：“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⑨。

统治者一方面借助于“同听”“同乐”的艺术感染形式，不知不觉淡化了人们的等级差别意识；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乐舞队列的“佾”数等艺术享受级别的严格规定，提醒人们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份等级。

第二，强调文艺感化民众善心、改变社会风气方面的价值。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⑩先秦儒家将艺术“感人深”“化人速”“移风易俗（易）”的原因归结为人的气血和心性，认为“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毛诗序》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总结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3.文艺的个体修身价值。

先秦儒家追求的道德是一种“躬身内求”的主体性道德，他们特别看重艺术的个体修身价值。

孔子把诗和乐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提出了著名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成人说”。

他将“乐”置于“礼”的上端，认为修身的过程始兴于诗，导之于礼，最后完成于乐。

“成于乐”便是人格的最终完善。

他还用“游于艺”中的一个“游”字，传神地描绘出人们运用艺术自我修身时达到的一种心理、伦理交融统一的极致体验状态。

“游”的表层意思是对“六艺”技巧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是，“‘游于艺’，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掌握技艺的问题，而更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人的自由，完成‘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完成”?。

先秦儒家的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生活态度乃至休闲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先秦儒家本身是强调文艺教化的工具性价值与人文性价值、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相统一的。

只是后来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对其“尽善尽美”“文质统一”的观念不断引申、曲解和强化，文艺教化逐步呈现狭隘化、模式化的弊端。

这种弊端虽然不应由先秦儒家全部负责，但其思想源头发端于先秦儒家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既是他们的美学思想中经常为人诟病的一点，但也是其最富活性价值的一点。

三、如何实现文艺的教化价值先秦儒家意识到，不是所有的文艺都具有正面教化价值，文艺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教化价值。

他们已经初步地从文艺创作、传播、接受这样一个完整链条上探讨“如何实现文艺的教化价值”问题。

1.统治阶级要对文艺作品进行管理。

先秦儒家主张以“尽善尽美”的原则为统领，结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具体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对文艺作品进行检点和清理。

孔子站在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立场上，倡导歌颂统治者文治武功的《雅》《颂》之类的“先王之乐”，而对发端于郑国和卫国等民间的流行音乐大力拒斥，斥责它们“淫于色而害于德”?，“乱雅乐”?。

2.艺术创作者要加强性情修养。

先秦儒家认为，文艺作品要表现符合于“德”的性情，创作者首先就得规范自身的各种情感欲望。

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创作主体进行性情修养的过程，他们称其为“反情和志”：“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

”?意思是说，君子避免让各种奸邪的声音感染到自己，使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合乎道德的准则，然后再演奏音乐，这样的话音乐就可以发扬“至德”的光辉。

3.艺术欣赏者要“以乐体道”“乐得其道”。

先秦儒家认为，艺术所具有的道德内涵不可能自发地进入人心，个体在“听乐”时不能仅仅为了“耳目口腹之欲”而听，而要“有所合”：“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

君子听磬声，则思封疆之臣。

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

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有所合”即指听者要将作品与作者、作品与生活联系起来，并将音程、节奏、旋律等人格化，揣摩和体悟音乐情感和社会伦理之间的类似相通之处。

著名的“孔子学琴于师襄”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小人乐得其欲，君子乐得其道”的道理。

先秦儒家的主张虽然包含等级思想的糟粕，但他们从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角度对文艺教化价值实现的心理机制的探索，已经较为接近现代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这非常可贵。

四、先秦儒家文艺教化思想的当代启示先秦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

1.艺术不能“去道德化”“非意识形态化”。

有人指责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型美学传统使得中国艺术丧失了自身的审美独立性，主张通过艺术的“去道德化”“非意识形态化”恢复艺术的审美本性。

这种观点在种种“后学”思潮的影响下，经常以各种名目混淆视听。

我们要一分为二地对待先秦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理直气壮地重提、科学合理地定位文艺的教化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