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的幻象与希望-网络热点事件的政治学解读

网络民主的幻象与希望--网络热点事件的政治学解读

罗玲

2011年02月10日14:5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网络在其诞生初期就被寄予了民主的厚望，如托夫勒在1983年就提出：经历科技革命“第三次浪潮”的社会将可能更加民主，因为“那些集中化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也许将增加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但非集中的、小型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却会加强个人的力量。”[1]

据CNNIC的数据，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截止到2010年6月已达到4.2亿，[2]是世界第一互联网用户大国，而中国民主政治还在发展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网络背负了更多的民主期望。然而，这种期望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中是否已经得到实现？为什么还未实现？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系列问题还值得我们再次思考。

一、“网络民主”的幻象

在任何时候，民主和自由都是最能打动人、也最容易被利用的词汇。在当下，网络环境呈现出一派众声喧哗的景象，网络红人、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看似热闹的背后，哪些声音可以代表、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民意呢？通过对躲猫猫、69圣战、李刚门、QQ360大战等网络热门事件的分析，笔者发现，所谓的“网络民主”，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幻象，幻象的具体呈现形式有群体无意识、社会泄愤、网络审判、民意裹挟、民粹主义等。

（一）群体无意识的伪参与

李刚门事件中，网友以“我爸是李刚”造句，一时间涌现出数十万条“造句”，形式涉及唐诗、宋词、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语，有评论者因此认为网上造句行动体现了网民的正义和公道。

然而，笔者认为，在赞叹网民此词造句行动体现出来的创造力之时，还需联想到其他类似事件，如贾君鹏空贴盖楼、“我给傻逼织毛衣”造句大赛、“凡客体”恶搞、“羊羔体”恶意模仿等。关于贾君鹏事件是否具有特定的涵义，曾有多位学者予以探讨，但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定论，而后三例事件更是缺乏具体的意义指向，更像是群体性无厘头恶搞。随着中国社会后现代特征日渐显现，中国网民虚无、解构的心态特征越来越明显，许多网民将娱乐放松视作网络的主要功能。（据群邑中国今年年初发布的报告，主要利用网络的社交、娱乐、购物、休闲功能的网民比例高达88%）[3]

李刚造句大赛在形式上亦可理解为今年“造句作文”网络流行趋势的延续，造句比赛的参与者不乏有深入思考者，但也有很多网民是基于恶搞、狂欢的心态参与这一行动。这种参与心态导致很多网民看似参与了某项议题，但其实并未投入足够的关注和思考，只是随大流地随便插上一脚，类似于许多热衷于“盖章”的游客参观世博的心态。按照亨廷顿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对政治参与两个次面维度中的分析，这种参与只有参与广度，而无政治参与强度，是一种伪参与。[4]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热议掩盖了对李启铭醉酒驾车、撞人逃逸一事最核心问题的忽视，比不关注此事的危害更甚。

（二）社会泄愤

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阶段特征，很多资源不平衡的现象先后涌现，这些资源不平衡包括机会资源、财富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多个领域。资源不平衡带来社会心理的失衡，甚至于仇视，具体体现为信任感降低、仇富、为富不仁等心态。

这种心态会产生很多负面、非理性的情绪，而作为舆论场的网络会起到情绪放大器和宣泄场的作用，这两个作用将令网络与理性讨论的公共空间愈行愈远。如大陆游客台湾遇难事件，在“失踪游客半数为珠海地税局公务员”的背景消息发布后，许多网民未加深究就盲目做出“又是一起公款旅游”的结论，有的网民甚至有“报应、活该”的不当言论。

（三）网络审判

亨廷顿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分析，传播媒介的压力使解决现代复杂系统的基本困境变得极为困难，这是被作为反直觉效应被揭示出来的。[5]

庞大的网友群体组成了巨大的舆论场，舆论场会加大传统机构解决实际问题的压力，常见的弊端之一是网络审判干扰司法。网络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网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但评论案件、监督案件处理不等于预审判，网络审判对司法程序的僭越、网络审判易违反司法条例、网络审判无从保证其公正性、网络审判网络审判容易被操纵是其应当被杜绝的几个原因。而在实际情况中，很多时候网络并不是提供公平讨论机会的渠道，而是预先已有审判。如“哈尔滨警察杀人案”案例中，网友仅凭“打斗一方为警察”的零散信息及最初公布的部分视频就做出“警察杀人，应被处以极刑”的结论。

（四）裹挟民意

在腾讯与360公司的商战恶化时，腾讯先后发布了两封对用户的公开信，要求用户在腾讯和360的服务之间二选一。在公开信中，腾讯以“保护用户安全”、“尊重用户选择的权利”为自己违背商业伦理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开脱。而360在反击腾讯时也以“维护用户利益”为旗号。

早在三十多年前，诺埃勒-诺依曼就已剖析过舆论的螺旋效应力量是何等的强大，事实上，在匿名制为主的中国网络环境中依然有螺旋效应存在。由于害怕被舆论孤立和攻击，参与网络论战时均会宣称自己代表民意，批判对方的道德立场。尤其是在国际性突发事件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显著，如钓鱼岛事件中，呼吁抗日游行和抵制抗日游行的网友互骂对方为汉奸，称自己才是民意代表，是理性爱国。

（五）民粹主义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在1982年大胆预言：“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 [6]这也是部分网民和学者所赞同的，认为网络技术可打破过去的政治参与壁垒，理论上而言可实行全民参与式民主。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错在两点：首先，由于传播技术“沟”的不可消除，“全民参与”的民主也就无从保证，而无法保证“全民参与”，所谓的参与式民主也就无法避免偏见；其

次，参与式民主只是初级的民主，在现代社会并不具有适用性，不适用的理由有三：一、民主是需要协商和妥协的，在范围较小、事务较为简单的共同体内还可施行，而现阶段的中国人口众多、事务混杂，在这种情形下施行参与式民主效率过于低下；二、参与式民主有其天然弊端——人民的权力无限大，缺乏约束，如雅典在经过梭伦改革后，施行雅典宪法，所有公民均获投票权。但正是这样的公民陪审团制度，苏格拉底因为不信神而受到审判，又因为他在审判时维护言论自由而被公民陪审员投票处死，全民参与的政治在缺乏规则的约束下也极易演变为暴政；三、参与式民主极易形成勒庞所提出的“群体力量”，勒庞在写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时满怀恐惧地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7]而这种“群体力量”形成机制又并非是科学的，如勒庞在该书中所指出的，群体的思想会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绝对的统治效应，同时群体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

二、“网络民主”的幻象如何生成

“网络民主”幻象的生成除了网络本身的隐匿性、分散性、泛娱乐等传播特征，以及消费主义、解构主义盛行的网络传播外部环境之外，还与中国网民群体特征、技术权力的威胁、实际作为的困境、互动激增加大解决问题的压力、政治与网络政治发展不同步等所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一）中国网民的群体特征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9年以来，我国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8]这部分群体因其学历和阅历等限制因素，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思考深度并未达到“代表民意”的高度。

（二）技术权力的威胁

腾讯和360为了抢夺市场份额而商战，但在商战中却将用户利益置于不顾，甚至于做出让用户二选一的极端行为，用户的电脑桌面沦为战场。这一网络事件带来的警示作用有：认为信息技术时代将宣告集权消亡、个人民主到来的学者过于乐观，中国网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技术强势带来的不公平。推而论之，在民意调查中，如果运用恶意软件或是数据统计失误，则看似科学的民意统计很可能沦为一种工具和黑幕。

（三）实际作为的困境

民主的涵义和意义需要实践来体现，而网络民主之所以还只是一种幻象，也是因为网络言论和实际作为的脱节。有的网民只是将网络作为情绪的宣泄场，在关上电脑之后，他就与网络舆论场脱离了，不会将自己的言论和想法付诸实际行动；而有的网民在线下走向组织化，开始有意识地将想法转化为行动，如汶川地震后网民组团赴灾区做志愿活动。但线下行动有时也会遭遇法律等困境，如躲猫猫事件中，网民调查团进看守所调查被指违法。

（四）政治与网络政治发展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