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的战略调整与转型

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的战略调整与转型
国家战略能力作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思想，经由军事实力思想和综合国力思想等两种国家安全思想演变而来。

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是军事实力思想。

二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期，以军事对抗为核心的全面对抗始终是其主旋律。

这一时期，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主体。

积极扩军备战，大力提高军事实力，是当时世界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做法。

冷战背景下，新中国面临严重军事威胁，全力发展国防力量，尽快提高军事实力，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唯一选择。

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在首先满足国防需求的前提下，实行大小三线建设，力图以强大的国防实力来制止外部入侵。

国家在以军事实力为主体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在综合运用政治、外交、文化等其它力量辅助军事力量慑止战争，维护生存。

改革开放后，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转变为综合国力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应对军事威胁的压力大大减轻，对军事实力的要求明显降低。

世界各国普遍感到，为应付战争威胁大力进行军备竞赛，过度加强国防建设，给国家经济造成沉重负担，甚至使国家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从根本上危害了国家安全。

这一时期，不再依靠建立军事优势而是通过发展谋求国家安全，即通过增强综合国力获得国家安全。

综合国力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夺得国家安全主动权靠综合国力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关键是经济实力的竞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从临战状态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标志着维护安全从军事实力思想向综合国力思想的转变。

我国综合国力思想突出强调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其它各项建设包括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全力积累和扩大物质财富，为保障国家安全建立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和平发展的需求催生了战略能力思想。

我国和平发展是在世界多极化艰难推进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实现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互动性增强，国家发展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综合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内涵，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特点突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然而仍不足以有效应对当前日益突出的国家综合安全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战略能力的不足。

新世纪开启之际，着眼于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问题提上议程。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平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客观上要求国家战略能力有一个新的重大发展。

从综合国力思想到战略能力思想，国家安全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即从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向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转变。

(二)
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组织、协调和运用国内外战略力量，预防和应对各种重大威胁，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

深刻认识国家战略能力，应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发展国家战略能力旨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传统意义上，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安全。

如今，维护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

国家利益既包括国家安全利益，也包括国家发展利益，还包括国家的国际地位。

国家安全利益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发展利益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资源等发展利益，国际地位是国家的荣誉、尊严和影响力等。

提出国家战略能力的着眼点，是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上，突出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国家的国际地位。

维护国家利益重在预防和应对危机、冲突和战争。

国家和平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所受重大威胁，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种威胁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危机、冲突和战争。

危机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出现问题，进一步恶化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状态。

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危机，也包括新出现的危机如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因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也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冲突既包括传统领域的武装冲突，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冲突等。

战争对国家安全威胁最大，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

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不但要在各种威胁出现之后运用综合国力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还需注重艺术地运用国内国际战略力量，积极创造有利战略态势，预防危机、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因此，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是国家在战争状态下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的能力，也是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有效地预防危机出现、控制冲突升级和遏制战争发生的能力。

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以及对综合国力的调动艺术。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基于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教育、国防、外交、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所具有的综合实力。

其中，政治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它来自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经济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军事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制性要素，是国家能够直接用于战争的力量。

科技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先导性因素，它决定着国家战略能力的长远发展。

外交实力是形成战略能力的唯一外部力量，是国家可以协调和利用的国际政治资源。

文化实力是战略能力中的非物质因素，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市场竞争力、思想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

此外，国家意志、国民士气、民族凝聚力等也是形成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精神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综合国力不等于战略能力，也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还需对综合国力进行充分调动和运用。

这种调动和运用能力，包括战略动员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

前者是为应对各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危机、冲突或战争所采取的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的紧急措施，将各种战略资源转化成能够立即被调用的战略力量。

后者是指在预防和消除国家面临的重大威胁时体现出的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战略力量的艺术，它取决于国家的战略文化，领袖集团的素养和参谋集团的素质。

(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战略能力建设应着眼实现三个转变，即构成要素实现由财富积累型向力量增长型转变，各要素与经济之间实现由服从服务型向支撑促进型转变，外在特征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大力推进国家自主创新。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第一次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但应当看到，我综合国力的其它实力发展还不协调，尤其是科技水平总体还比较低。

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1-2002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国内经济实力竞争力列第五位，而科技竞争力只位列第28位。

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综合国力再次跃升和国家战略能力重大发展，关键要靠科技自主创新。

应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

特别要加强基础领域研究，改变基础研究薄弱、科技创新原动力不足的状况。

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经费在科研总投入中达17.5%，而我国仅为5%。

还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加速实现军队从维护国家安全向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历史转型。

当前，我国在人民战争传统优势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本土防御能力，摆脱了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威胁。

但是，整体军事能力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军事能力的作用范围跟不上国家利益发展的步伐、功能强度不能有效消除多种安全威胁的问题比较突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目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由维护国家安全向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历史性转变，以国家军事能力的历史性转型推动国家战略能力大幅度提升。

军事能力转型的核心是形成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同时还要具备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加强战略领导能力建设。

国家和平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必须将战略领导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30年来，我国在国际上长期采取低姿态策略，战略领导能力建设侧重于提高领导国内经济建设的能力。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战略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发展形势的历史性巨变。

国家战略领导能力建设的目标就是领导国家实现和平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

这就要求必须具有领导国家实现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坚强意志，具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决心；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国际格局的特点走向，创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态势；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国家发展的方式和速度，有效规避战略风险；能够统筹驾驭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灵活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有效化解重大危机；具有健康自信的大国心态和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战略心态，更多地承担和履行大国的国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