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与谢灵运诗风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浅谈陶渊明与谢灵运诗风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摘要：众所周知，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谢灵运则是我国山水诗的始祖，二者是我国田园山水诗歌代表性人物，而田园诗和山水诗也往往被后人并称，对此二人创作诗风历程的转变及意义的认识和研究，能够进一步、更为全面的认识到田园诗和山水诗的艺术成就和对后世诗歌所作出的贡献。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关键词：陶渊明谢灵运形成原因后世影响

正文快照：

一、陶渊明、谢灵运诗风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可以说一位诗人诗风的形成，往往是这位诗人思想感情的长期沉淀或者说是一种内心情感的外化，而一种诗风的形成不单是深层次的艺术思考，还需要诗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深刻的艺术实践。陶、谢二人在田园山水诗歌上能有如此成就，同样也是源于艺术思考和实践的良好结合。

（一）家庭背景、生长环境不同对他们人格和诗歌创作风格理念产生重要影响陶渊明出生于一个衰落的士大夫家庭，虽其曾祖父高任司马，但至于其父陶逸的时候，陶家已然没落，到了陶渊明这一辈更是如此，从陶渊明的诗中不难看出，如在《杂诗十二首之五》中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充分的体现了在陶渊明儿童时代家中的清贫和拮据，而在“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和“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中可以看出诗人喜爱自然单纯的生活不喜欢也不善于人事交际。如此种种使得他的诗歌语言朴质无华，朴素至极，用一种平和的方式，使诗句通俗晓畅却意味深远。

谢灵运则出生在一个东晋的大族家里，谢家子弟在朝中身居要职，宠命优渥。在有这样坚实的臂膀的保护下，使得谢灵运获得和拥有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个人素养。拥有这样一个殷实的家庭条件背景下，即便是被贬出宫以后，他仍可有“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资本，为谢灵运创作山水诗诗歌提供了广泛且宝贵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实践。

（二）归隐方式的选择及人生追求影响了他们的诗风特点

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为田园诗和山水诗立派开宗，二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仕途失意，为逃避现实，寄情田园山水，这也为二人在诗歌创作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样是仕途的失意，同样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二者在仕途失意后的人生规划和理想现实之间有不小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归隐方式上。归隐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就是远离官场，彻头彻尾的隐居;其二就是亦官亦隐，对仕途仍保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企图东山再起。

相比之下，陶渊明选择了前者，他彻底的远离了勾心斗角的政治，完全解脱了官场的羁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陶渊明甘愿做一介草民，勤勤恳恳、戴月披星过着符合自己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天性的清苦生活。要知道，这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等级森严时代是不敢想象的。当时鄙视农业劳动生产在文人骚客成为一种风气，而陶渊明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鄙视之词，反而高度赞扬了农民的朴实和邻里的真诚。

同样是仕途失意，谢灵运一方面游览于名山大川之间，远离现实的黑暗政治，追求理想中的生活和人生轨迹，另一方面，出身于名门的谢灵运，难以忘怀曾经的荣华富贵和政治特权，而这样的想法似乎更符合第二种归隐方式。处于两难境地的他在创作中往往着重地抓住细节，极力的描绘山姿水态的客观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则是描写山水的佳句，从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其创作的主要追究就是“尚巧似”(钟嵘《诗品》上)，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名诗》中写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虽有批评之意，但恰巧总结出了谢灵运诗歌的风格，他使得诗歌从写意阶段逐步走向摹像阶段。但也正是这样的诗风导致了谢诗很难达到陶诗那种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高度，（三）门阀制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类型

陶渊明、谢灵运生活在晋宋之际，尤其在东晋，门阀政治十分突出，“上品无寒门, 下品

无士族”可以总结概括当时的政治风貌。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东晋形成了以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士族文人和以平民百姓构成的庶族两大团体，其两大团体主要围绕着玄理和山水两大内容展开，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同样影响了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创作。

东晋庶族代表的诗人及其作品寥寥无几。东晋时期庶族文人感受到了来自门阀士族乃至皇权的压迫，处处小心谨慎，唯恐获罪，原本个性鲜明，急剧反抗精神的文风被恢宏士族创作浪潮所吞没。而陶渊明与其他庶族文人不同的是，他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当时的门阀制度，同时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不抱有任何希望，所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影响了他的诗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里有现实之景，心中之景，创造之景，真真假假，为抒发心怀的同时，在观景中的到其中的玄理，而谢灵运出身于世族名门，他继承了晋代诗人的风骨，从山水景物逼真的描写，过渡到对玄理的探究，换言之，在他的诗中，玄理与山水相依相存，诗中没有完全脱离玄理的命题，如他在《登江中孤屿》中写到“江南卷历览，江北旷周旋……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在介绍急迫的游览心情、逼真的景物刻画之后，最后六句可以则触景生情，神思逸荡，远离尘世，符合玄理诗歌的特点。

二、陶渊明、谢灵运诗风形成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张力的，它以独特的方式，行进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并给予当时甚至后世深远的影响。作为传统文化接班人的陶渊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开创了田园诗派，推进我我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陶渊明诗歌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一直可追溯到元清时期，其中对唐朝时期影响最深。在唐代相对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的氛围下，由于陶渊明隐退官场的超脱之举，使得他备受唐人追捧在卢照邻的《山林休日田家》中“南涧泉初冽，东篱菊正芳”可以看出。陶渊明为唐朝退却奢靡浮华、追求淳朴自然的诗风奠定基础，例如白居易、王维的诗风形成深受其影响。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对后世的影响也集中在唐朝。他的诗以形象生动、骈偶对仗工整闻名于世，正是这样的诗风不仅推动了永明体的出现，也推动唐朝诗歌出现近体化的特点，初唐时期山水诗歌对对仗工整要求严格，如王勃《滕的名句“气凌彭泽之樽光照临川之笔”（《滕王阁序》）、王绩的“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野望》）及四杰也大量运用对偶句式，这些都是当时诗风的典型代表。谢灵运的诗歌两大特点，一是“三段式”模式，首先交代时间地点，然后是山水描写，最后是玄言议论，如《晚出西射堂》、《游岭门山》等等。翻看初盛唐的山水诗歌，大都以三段式方式写诗，三段式在唐朝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