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第28卷第3期V ol.28,No.3

西安社会科学

Xi an Social Science 2010年6月

Jun., 2010

收稿日期:2009-11-06

作者简介:张雪雁(1983-),男,甘肃积石山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试析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张 雪 雁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本文对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文化概念进行了阐述,并从政治文化的结构出发,分析了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在这个逻辑起点上,重点分析了儒家文化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上对政治合法性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儒家文化;政治文化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3-011-03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政权稳定起着核心作用,因为他表明了一个政权是否得到公众的认同。政治文化直接影响着判定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标准以及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程度。因此,本文力图从政治文化的结构出发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到当代中国儒家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依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儒家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与当今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相异质的一种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是消极的。本文将对这部分理论进行探索,力图作出更具有实践性的判断。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最早出现的是 legitim us !,词典意思是指 符合法律的!、 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 符合逻辑的!、 正当的!等。在早期的使用中主要应用于司法领域。现代的 政治合法性!一词是由德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确立的。他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对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即人们对享有权威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一部分学者主张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他们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依赖于大众对它的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是符合永恒的美德、正义的,即使它得不到大众的赞

同和支持,也是合法的。德国的哈贝马斯指出了经

验性解释和规范性解释的不足,认为两者结合起来,

强调的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

[1]因此,政治合法性包含两个要点。(1) 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这种价值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符合大多数阶层的利益,兼顾被公认的价值理念,如公平、正义、民主等等。(2)政治精英和大众对现行政权确立的价值体系的认同,从而拥护、支持政府。显然,这两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政府通过政治社会化将被认可的价值内化为大众的政治价值观,使大众价值观对政府价值体系产生共鸣,达到同一性。同时,这种价值认可又进一步强化 被认可的价值!。显然,政治合法性的归根就是 认同!:对政治制度价值观的认同,对现行政府的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合法性的源泉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意识形态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责任,它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系的合法性情感。结构意味着政治系统的掌权者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典则规范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个人品质意味着凭借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而赢得系统成员的信任和忠

诚。

[3]相对来说,结构和个人品质所达到的政治合法性往往产生于一个政权的建立初期。而个人品质所带来的集体认同一旦达到极端,不仅不能带来政权稳定,还可能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如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就是典型。而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来说就比较复杂。受到传统、习惯、种族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各种文化互相碰撞,造成大众心理层面的波动,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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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政治合法性危机。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恰如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一样,政治文化的概念也很难确定。美国的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概念进行了跨国文化研究:公民文化。指出政治文化就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4]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专家派伊认为,政治文化的累积性的取向构成,包括人民对政治权力行使方面的有关行为、问题和决策的认识;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的政治信念,人民评价政治行为时采用的道德标准和能力判断尺度等。[5]那么,政治文化就是人民对政治系统和政治发展的态度。这基于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水平。

下面,本文尝试依据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有机构成因素,来论述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从政治认知方面讲,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合法性与否的直接价值判断的源泉。个体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政治事件的认识,什么样的政府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政策是合乎价值规范要求的%%这些认识将成为个体判断政府行为能力和对现行政府态度的直接依据。从政治情感方面讲,政治情感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人的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于各种政治客体的好恶之感、爱憎之感、美丑之感等心理反应的统称。分为较低层次的政治情绪和较高层次的政治感情,前者不稳定、波动性大,而后者则是复杂而又稳定的心理体验。政治情感往往是政治动机的动力来源和感情基础,也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表现形式。人们对现有政府或领袖是支持还是反对,对政治参与持积极态度还是冷漠态度,往往都是通过政治主体的政治情感表现出来的。倘若政治主体对于政府的宗教倾向表示不满、质疑,当这种反对的情绪波及大部分地区,就可能直接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动摇,甚至使该政府被颠覆。历史上的英国国王和政府就常常因为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而引起合法性危机。从政治评价方面讲,政治评价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看法,是建立在认知和情感之上的,通常综合了主体理性的考虑。政治评价直接指向政治合法性存在的依据:政府行为能力、民众对政府的情感。因此,政治评价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判断通常是理性的、综合的。而领袖人物的政治评价将直接影响同类人群的总体政治文化。这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都会选择社会上知名的士人或前朝大臣对新建王朝著书立说的原因。通过他们可以力图证明推翻前朝的合法性,向普遍大众宣传利于新建王朝的理论,使整个社会都能形成肯定的评价。

三、儒家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倡导全世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认为自由民主将成为历史的终结!,要将政治自由扩展到整个万民社会!,但这种以某个国家的价值凌驾于全人类政治文化之上的观念显然忽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虽然受到了现代化各种思潮的冲击,但它们依然扎根于相应国家人民的文化土壤中。不能抽象地认为,通过消除、改造这些本土文化就能使本国文化融入全球一体化中。而应该采取中庸的态度,利用现有传统文化资源保持民族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吸取现代价值理念。按照政治文化的方法,对于传统,政治发展问题,并不在于大量革除陈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在于更多地取决于用什么方法使得传统有助于成功地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6]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来说,怎样利用好儒家文化对其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内涵丰富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三纲五常及尊君、敬长等价值准则,构成了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框架,尧、舜、禹及孔子、孟子等圣人序列,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价值象征和理想表征,大同、小康等道德治世为这一体系建构了理想社会模式。[7]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逐渐在中国构成了整个儒家文化。尽管儒家文化在发展历程中也受到了佛家和道家的挑战,但经过儒家宋明理学、心学思想家的努力,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融汇成了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总体上来说,儒家文化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它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理性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两千年来读书人的政治抱负;它主张的忠恕!、中庸!之道,即待人处事原则;它维护的孝悌!原则,维护了血缘家族的基本伦理道德。这些儒家文化要素尽管在今天不再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但他们往往成为个人政治文化心理,影响政治主体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

从政治认知上看,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这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进行内部修养的文化教化的最高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和存在问题的最高准则。政府的政策是否兼有仁的一面,而不是只顾利,是否兼顾了长远利益和短期效益,是否兼顾了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是否兼顾了弱势群体,这些认识早就包含在儒家的仁政!中,也成为当代许多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文化资源。其次,儒家文化崇尚的是贤人政治。这是将理想的政治原则和实际最高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在民众更容易对权威型政府产生认同感。同时,儒家认为君子需要具备的一系列美德,如践行礼义、克己复礼!、克守诚信、追求仁德等,相应地也成为了现代人们对政府人员的要求。在民众看来,政府是由政府官员和一系列办事人员组成的,他们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也是反映政府政治效能的窗口。既然这些人员的职责重大,也应该具有君子!般的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要求他们既是无私的、杜绝名利的,是完美道德的化身,(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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