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作者】陈建涛【作者简介】陈建涛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博士生一、意识形态的规定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包含了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对于全部意识形态来说，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某些意识形态是虚伪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着某些意识形态是科学的，具有进步的功能。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来说，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即对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肯定的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世界观。既然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概念，按照不同的研究主题，强调它的肯定方面抑或否定方面就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的哲学旨趣是要让科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中去，而生活世界是“一种最内在地理解的、最深层地共有的，由我们所有人分享的信念、价值、习俗，是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之总和。”（伽达默尔：《赞美理论》第71页）生活世界不仅包括超个体的真理，而且包括人的迷误、偏见、信仰、意见、态度，包括一切意识现象，没有这些意识现象就不可能有充满丰富的主观感受的真正人的生活。因此，我们所要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否定方面，而是它的肯定方面，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性。为此，我们特别指出意识形态中那些属于中性的因素：第一，意识形态是社会所接受的信念体系，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解释世界的一般图式，使人们的一切活动合理化。在这方面，哲学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最高地位，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智力支持。第二，有两种意识形态，一是部分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形态就属于这一种；二是总体意识形态，它具有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的性质，表现在一定文化或一定历史时期的知识传统中，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研究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笛卡尔主义、达尔文主义、牛顿主义等就是一些在历史上支配了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思想信念的总体意识形态。部分意识形态因为受制于集团利益而与科学无涉；总体意识形态形成知识传统，而成为科学发展的一种精神原动力。第三，社会意识包含认识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两个方面。作为意识，它是存在的反映，是对对象的认识，换言之，就是有关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知识的形式和积累，这是社会意识的认识方面；另一方面，意识最终被社会存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所决定，而属于共同体、属于民族、属于阶级、属于历史文化、属于一个或几个传统。这种相属关系就是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形态方面。社会意识的认识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合而为一，必须大体加以区别。然而，一般地说，在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含有认识因素，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含有意识形态因素；二者互为媒介，互相渗透，这样就造成意识形态与科学相统一的运动；一方面，社会活动形成了意识形态，并常常使它对科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纯粹科学的观点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改变着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内容。可见，在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定中就已经包含着意识形态与科学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二、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实际作用在任何文化中，总存在着一些不在科学范围之内但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虽然科学命题与非科学命题在合理信仰总体中的确切比例随时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思想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期，合理信仰的领地全为科学理论所占据。实际上，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宗教神学等领域中都有一些“超科学信仰”存在。如果说，科学信仰意味着“感知某些事物的真理”，那么，超科学信仰只能理解为“以

此作为生活的基础”。超科学信仰是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存在命题，常常起到为价值和规范提供合法根据的作用，反过来，这种信仰又常常为日常意识、科学和宗教所合法化。因此，超科学信仰比科学信仰更为顽固，更坚定得多，它甚至能够面对直接矛盾的经验而固执己见，因而不能为新增加的科学知识所动摇。确实，根据纯粹理性的论证作出的小心的审议能够使我们消除许多错误，在行动中有更多的预见性。但是，在实际的生活的决定中，不大可能把偏袒一个决定或反对一个决定的全部论证都加以考察。因此，人们总是不得不在不充足的证明的基础上行动。生活中许多重要的决定总是包含一些不可避免的非理因素。没有理性上的充分论证而作出决定本身是必需的，因为必须有某种可以依靠的东西，必须有指导我们行动的某种原理，没有这样一种稳固的立足点，我们自己的行动就会丧失全部力量。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且是一种活动方式，又是一种理论生活。科学的运行需要人类的其他精神文化的辅助。植根于某种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的信仰和信念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是最深刻的和最持久的。近代科学与希伯来和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之间有某种“基本”联系。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揭示了这种联系。他认为，现今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科学思想中的自然秩序，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对于怀特海来说，近代科学与希伯来和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之间的这种“基本”联系，是处于本能信念的水平上的，这种信念对于鼓舞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科学忠诚”来说是“必要的”。他写道：“我的意思是指那不可动摇的信仰，即所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细节都可以按照给一般原理作出例证的完全确定的方式同它的先导联系起来，没有这个信仰，科学家的难以置信的劳动就没有希望。正是这个本能信念，活生生地悬在想象之前，成为研究的动力：相信这里有一个秘密，可以被揭露的秘密。这个信念是怎样被活生生地植入欧洲思想之中的呢？……它一定是来源于中世纪对于上帝理性的坚持，这个上帝被想象为具有耶和华的个人能力以及某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个细节都被监督着和命令着：对自然进行探索的结果只能证明忠于理性的正确性。”怀特海还特别指出，在这里并非谈论几个人的明确信仰，而是指从几个世纪的坚信不疑中产生的欧洲思想上的印记，是本能的思想状态而不仅是字面上的教义。实际情形确如怀特海所言，一种崇拜“上帝理性”的本能信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典物理学创始人的思考，而且持久地发生作用，在现代物理学家的身上也可以找到鲜明印记。部分来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部分来自对十七世纪人们所持有的哲学、宗教和其他非科学信念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一些十七世纪经典物理学创始人所持有的形而上学原理：(1)自然是人类出现之前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它独立于人类之外。创世之后，自然的命运就唯一地由造物主制定的内在规律所支配；(2)上帝按照他自己的神性来创造世界，既具有逻辑和数学的严格性、精确性和简单性，因此，自然规律是理性的、逻辑的、数学的，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精确限定；(3)作为有意识的自我的人类相当于上帝的粗略摹本。依靠理性，人类能够领悟神赐的世界机巧的一部分。而借助于有意识的自我，把自己从人类的自然本性中解脱出来，此乃是达到上述目标的一个先决条件。当然，经典物理学不能从这些形而上学原理中推演出来，但是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层次显然是由这些原理构造出来的。在其形而上学基础尚未澄清，其指导性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