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庄子_内七篇_中两个不同的孔子形象谈庄子之思想

2001年2月 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Feb.,2001第10卷第1期 Journal of Xi’an Petroleum Institute(S ocial Science) Vol.10No.1

从《庄子・内七篇》中两个不同的

孔子形象谈庄子之思想

曹小晶

(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　要:通过对《庄子・内七篇》中两个不同孔子形象(A.原本的孔子B.庄化的孔子)的分析和比较,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庄思想本是一家,他们都以人生哲学为其主体,对社会人生充满了关注;只是庄子相比孔子而言,其思想的容量更为宽大、深厚和玄邃,有超越孔子思想的一面,但这种超越并不是真正的逍遥自在,庄子的思想始终停留在珍惜生命与拯救天下的两难选择中,并因此而矛盾着、痛苦着,也正是这一显著突出的思想特点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儒道并存、互相交融的心态基型和双面人格。

关键词:庄子;孔子;双面人格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645(2001)01-00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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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读过《庄子》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庄子的文笔奇异诡怪、诙谐玄妙,且“见得方说到”,学者闻一多先生评价说:“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无论从思想还是文辞上,他都打破了一般常规,无视偶象,上天入地,喜笑怒骂皆有妙趣,就连被人们尊为至圣的孔子也成了笔下的常客,常常遭到批评和讥笑,一扫孔夫子往日神圣的庄严,连同孔夫子整日整月席不遐暖、忙于传播教诲的仁义理智也被斥为大伪、大害,而加以挖苦、讥蔑;但是稍微留心,也会发现在内七篇中还有另外一个孔子,这个孔子不同于那个被讥讽的孔子,与其说他是孔子,毋宁说他是庄子,因为他是庄化了的孔子,是庄子思想的代言人,那么庄子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孔子的形象告诉诸人呢?虽然庄子文笔诡异,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虚构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常常是杜撰的,因此杜撰孔子来代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以为庄子这样做是很有深意的,证据有二:首先从内七篇中可以看到他写到许多人物,有凭空塑造的,如妙姑射山之神人等,也有根据一点史实线索编造的,如尧舜、楚狂接舆、连叔等,而孔子这一形象正属于后一类,从内七篇看来,一般凡是属于后者这类人物,庄子虽然也在编造其言其事,以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但基本上都未脱出这一人物的原本特征,因此庄化的孔子有庄子编造的一面,但也不能说这一形象本身完全彻底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次就庄子文章本身的一贯特色来看,他的文辞、手法与思想、内容浑然一体,分不清哪是内容,哪是文辞,例如《德充符》篇,庄子欲说明:破除外型残缺的观念,而重视人的内在性德,有德之人生命自然流露出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人。他就通过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这一系列外形残缺的人物形象与其言行德行的强烈反差来达到其想要说明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物形象选择本身,庄子是大有深意的,因此庄子对庄化孔子的塑造也不是胡抓乱来的。那么被庄子所批判讥笑的孔子与庄化了的孔子既然不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关系,犹如一个真孔子、一个假孔子,那么他们就相同吗?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回到原著:

收稿日期:2000-09-05

作者简介:曹小晶(1968-),女,陕西安康人,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讲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先说那个被庄子讥笑的孔子。在《齐物论》篇中,瞿鹊子问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营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在这里孔子以为不事名,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游乎尘垢之外的圣人是不实际的、不可能存在的,被长梧子所蔑视,因为黄帝对此都感到疑惑不解,更何况以先王三代为效法、思慕之对象的孔夫子呢?“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汝,皆梦也;”在这里,文字背后的庄子借长梧子之口,对孔子一向所尊崇、渴慕的先王三代流露出了明显的不屑,对儒家倡导的所谓入世之志、成就功名事业之人生理想也视之为尘垢之内的事情而加以嘲笑;又如在《德充符》篇中,叔山无趾面见孔子,孔子敝于形而不知德,被叔山无趾责为“以淑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在这里,庄子又借叔山无趾之口对孔子大加责难,以为孔子不过是为了淑诡幻怪的名声,而自加桎梏于己身,从而流露出了庄子无为而逍遥乎尘垢之外的、与儒家入世理想迥然不同的、新的人生价值取向。

那么那个被庄化了的孔子又是如何的呢?在《人间世》篇中,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不忍卫国生灵涂炭,欲之卫,请行于孔子,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者也,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这里哪里是那个舍身取义,任重而道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孔老夫子呢?原本的孔夫子向来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如“颜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德充符》)”,他坚韧执著而不畏艰难和挫折,也正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才有了后儒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而这里的孔夫子却说什么呢?“若殆往而刑耳!”你去了,只怕要遭杀害呀!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作为仁人志士有责任去拯救受害的生灵,而是想到自己的生命有可能受到暴君的残害,进而又说出了“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处世原则,古代的至人是在自己能够生存的基础上,才去扶助别人生存的,从而与儒家所倡导的“舍己为人,以身殉道”而大异其趣!再比如,在《德充符》篇中鲁哀公问于孔子,为什么哀骀它为众人所爱的原因,孔子向鲁哀公讲述什么是才全之人,孔子曰:才全者,“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在这里,孔子把死生得失、穷达贫富、贤和不肖毁誉、饥渴寒暑都看成是事物自然的变化和命运的流行,就象昼夜的轮转一般,而人的知见是不能窥见其起始的,一旦将这些归之于命,也就没什么能打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了;原本的孔子也讲命,但却“仍不废人事,实以尽人事为基本”,而这里的孔子却完全成了庄子的代言人,“不谈人事,专言天命”,知其不可而不为,安之若命,顺其自然。由此,便可以以为庄化的孔子和原本的孔子是南辕北辙,毫无瓜葛吗?或者说庄化的孔子只是对原本的孔子的一种极端的否定和叛逆吗?不,这只看了庄化的孔子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我们没有看到:还是说《人间世》中颜回欲之将卫的那一段,虽然颜回把打算将卫劝导其君的计划一一陈述给孔子并都被孔子否定了,但是从字里行间仍然能感受到孔子对回的否定不是由于他对卫国的受害生灵毫无恻隐、同情之心,而是出于对历代人君的至深了解,对时事、政治明智认识之后,而发出的无力之感叹:“恶!恶习!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联,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何等的无奈,只求无罪而已,就连楚狂接舆不也这样说吗?“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七》)孔子不是不懂接舆、哀骀它、申徒嘉、叔山无趾之类的隐士、至人,只是“天生根器”如此,在《大宗师・六》中孔子曾这样对子贡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何谓方内、方外呢?即“受礼教束缚之人”与“超脱礼教束缚之人”,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进而孔子又说:“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与其说庄化的孔子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如说是庄子完全懂得原本的孔子在天之小人与人之君子和在天之君子与人之小人之间,他洞明了一个生在乱世,既想珍惜生命,又想拯救天下的仁人内心深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象在《德充符》篇中老聃提出为什么不使之以为“死生一条,可不可为一贯”,以解其桎梏呢?无趾对曰:“天刑之,安可解?”天然刑罚(指孔子天生根器如此),那里可以改变解脱呢?细细体味,其中包含了、隐藏了庄子对孔子的多少理解、悲叹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