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黑龙江省大庆铁人中学20级高二下期末历史试题及答案
铁人中学2020级高二学年下学期期末考试历史试题试题说明：1、本试题满分 100 分，答题时间 90 分钟。
2、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考试结束后只交答题卡。
第Ⅰ卷选择题部分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共24小题，每小题2分，共48分。
）1．饕餮纹最早出现在良渚、龙山等文化的玉器、陶器上，也称兽面纹，融合虫、鱼、鸟、兽等多种动物元素，有“驱鬼辟邪”之义。
青铜器上的兽面则出现在夏代，商代和西周早期纹饰神态愈加生动，形状复杂多变，应用更普遍。
饕餮纹的流变说明A．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基本奠定 B．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C．中华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D．中华文明根源于游牧经济2．商朝时，“王臣”是商王的私兵，平时在王都左右活动，商王以外贵族和商都以外之地的臣都有自己独特的称呼。
到西周晚期，周王朝范围内除周王外的所有人都属于“王臣”的范畴。
这反映了西周时期A．实现了王权的高度集中 B．加强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C．血缘贵族政治遭到挑战 D．开始建立系统的国家机构3．下表为黄帝到春秋战国时期部落和语言方言的变化情况，部落和语言方言的变化反映了时代部落语言方言黄帝万国万语夏代诸侯三千地域性方言西周诸侯八百若干方言区域形成春秋战国列国几十秦代“书同文”A．国家统一趋势加强 B．华夏认同观念不断发展C．铁犁牛耕的使用 D．贵族等级体系瓦解4．春秋时，有些诸侯国不再采取封君食邑的办法，而是发放粮食作为官吏的酬劳。
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奉（俸禄）粟六万［斗］”，后来到卫国做官，“亦致粟六万［斗］”。
这说明春秋时期A．各国依据军功大小授予官职 B．“卿室崛起”的现象较普遍C．与官僚制度相关的俸禄出现 D．各国纷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5．在完成统一后，秦始皇强行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
秦朝还曾经向丽邑（今陕西临潼）移民三万户，向云阳（今陕西淳化）移民五万户，向北河（今内蒙古中部）、榆中（今陕西北部）移民三万户。
其做法旨在A．解决人口不平衡的现状 B．促进边疆地区开发C．增强关中地区经济活力 D．巩固国家政治统一6．周公“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逸周书·作雒》），县大于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史记》），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均由皇帝直接任命。
名词解释
第一章中国历史的开端远古时代指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王朝——夏朝建立以前的时代，即原始社会。
这一时期人类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石器，因此也叫做石器时代。
历史学者通常将其分为原始人群时期与氏族公社时期，考古学者则将其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一部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之一。
恩格斯研究了史前各文化阶段与家庭的起源、演变和发展，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分析了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国家的起源及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层累地造就古史”说1923年“古史辩”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就古史”说，引起史学界的争论。
他认为古史传说的帝王都是从神演化为人。
古史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
“层累地造就古史”说为考辩古史传说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二重证据法史学方法术语。
最初由王国维提出，其主要内容包括：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译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政（主要包括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文献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以考证历史真相的方法。
原始群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
为了生存，他们十几人或几十人组成一个群体，共同采集和猎取食物。
这种社会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群体，但很松散，是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样的群体学术界称为原始群。
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50万年~~距今约1万年，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当时的人类所有石器为简单打制而成，比较粗糙，这样的石器考古学称为旧石器，这一阶段为旧石器时代。
元谋猿人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我国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距今约有170万年。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内容摘要：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
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
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
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
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
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
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
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
”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
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
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
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
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
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凤凰资讯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顾颌刚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
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
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
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
”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
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
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
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
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
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博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论敌。
初中史学常识
史学常识一、史料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能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
史料分为两大类：实物史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前人活动场所和前人用过的有形物品。
一是遗址，二是墓葬。
文献史料：分为口述史料和文字资料。
二、史料搜集的基本方法①充分利用各种工具书。
各种辞典、二十四史等。
②分类搜集法。
即广泛搜集史料，然后分类排比，形成具体课题，得出结论。
例如，梁启超再考察古代中西交通的道路和学术文化相互影响时，他从很多的记载传说中搜集出中国僧人西去印度的姓名有考者107人，姓名失考者80人，再将这些人的分时代、籍贯、学业成就、经行路线作种种统计，最后得出“六朝唐时中国留学印度之风甚盛”的结论。
③追踪搜寻法。
指的是研究者为搜求某事史料而览读某书时，发现某书提到与该项史事密切相关的另一些史事，或在注引种提到了与该项史事有关的另一些书名或篇名，便追踪寻读有关的史著，循此一直到未见新的踪迹方休。
④通过读书与阅读报刊搜集史料。
⑤通过调查、采访搜集口述史料。
三、史料的整理①按照性质分门别类的整理例如先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类，消除了史料来源的界限，突出了史料的性质。
但不足以体现史料的一般性质，再加以细分，例如，经济一类，可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农业可再分为土地的所有关系、耕种方法、技术、水利、地租、赋役等。
②按时间的先后整理即把每一种史料，对其所表示的史事之先后，加以再编排。
四、史料的鉴别史料的鉴别或称考证，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是外考证，即史书的辨伪与文句的校勘；二是内考证，即对史事的真实性加以鉴别。
史书的辨伪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鉴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①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突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②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和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③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④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明确者；⑤其书原本经前人征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义者，则今本必伪；⑥某书题某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全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⑦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需甚加选择；⑧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⑨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二俱伪；⑩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1923年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后，顾颉刚先生又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
刘掞黎、胡董人、柳诒微等人对“层累”说提出批质疑，顾颉刚、钱玄同等进一步申说其疑古思想。
除了对史料的理解、对辨别古史真伪的方法不同等学术上的分歧外，批评者主张对于古中国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他们担心的是“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掞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顾颉刚认为根本分歧在于“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胡适评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中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1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斩除思想的荆棘，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学的案白，迈出了以史学独立、史学“求真”为宗旨的近代史学学科建设的实重在在的一步。
1926年6月，汇集了讨论古史的信件与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
一年重印了二十次，疑古学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收入各类文章350余篇，300多万字。
在《古史辨》系列中支持、赞同并声援是古学说的学者被称为“古史辨派”2。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王沁凌【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８－０７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
王?森将之概括为“三次革命”：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革命；以“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
其中，胡适的研究促动了“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
１９１７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论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绕不断加深。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
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
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
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
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
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
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
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
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
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人民大学-国学概论-辨伪学
辨伪学的内容是研究考辨古书真伪的方法 和问题。辨伪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辨 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以及 成书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 此之外，也包括对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 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辨伪是一项鉴别 史料的基础工作，对于整理古籍和研究古 代学术文化来说，也是一个首要的环节。
辨伪学之发展
司马迁之考辨史料。《史记五帝本纪》 司马迁之考辨史料。《史记五帝本纪》：“学者 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 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 所传宰予问《五帝德》 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 帝系姓》 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 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 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 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 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 国语》，其发明《五帝德》 帝系姓》 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 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 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 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辨伪学之发展
刘向之考辨群书。《晏子叙录》 刘向之考辨群书。《晏子叙录》：“又有 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 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 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列 子叙录》 子叙录》：“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 至于《力命》 《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 杨子》 一家之书。” 一家之书。” 王充之疑经辨伪。《论衡对作篇》 王充之疑经辨伪。《论衡对作篇》：“今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虚 论衡》 实。” 实。”
顾颉刚
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首发)黄海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贯通经史，著述等身，学术思想包罗宏富，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①顾颉刚史学思想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古史辨派”主要代表的顾颉刚，其古史学观点与思想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继承传统，融会创新，从已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开创了古史研究领域内的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在解放前有两个主要的课题：前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古史层累说”；后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
“古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是主要核心与灵魂，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
就具体的古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古史层累说”，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这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
在顾颉刚具体的古史研究中，无论他运用何种具体的史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从“古史层累说”演化出来的，或者说某一种具体的方法都是“古史层累说”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所服务的。
他所提出的“古史层累说”估定了传统经学的价值，开创了新的古史研究方法，成为二十世纪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范式之一，其余响至今仍在古史学界内回荡。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成熟，地下出土材料的纷纷涌现，使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古籍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模糊的古史认识也日益清晰，自宋代以来的疑古思想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长期致力于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相互证明，以求对上古史再认识的一部分学者们纷纷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等口号。
②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搜集和考辨史料，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都必不可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时代”又是走不出去的。
③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围绕如何看待“古史辨”与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学①顾颉刚作为一位博通的学者，不仅在历史学方面涉猎极广，横跨上古史、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同时他还对戏曲、歌谣和民俗学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他都有极为丰富的著述。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汪修荣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
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
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
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
年仅两岁时，祖父就教他识字，顾颉刚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被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他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
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
顾颉刚民众文化观的形成及实践解析
文化学刊引言顾颉刚（公元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年）是中国现代史坛上杰出史学家的代表之一。
因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发“古史辨”研究风潮而扬名史坛；又因编写《古史辨》一书爆得大名，使其在３０余岁时就被厦门大学聘为研究教授。
关于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学术思想、研究领域、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所阐释。
本文仅以顾颉刚的民众文化研究为切入点，探析其民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及其民众文化观的形成及相关问题，以彰显其关于历史文化的多层次的文化史观。
一、关于“民众文化”一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世界上许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文化或“活态”文化时，均习惯于建立一个模式或曰思维分析的框架，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或用语不同，但词语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即将整个的文化一分为二、上下两层———大传统与小传统来顾颉刚民众文化观的形成及实践解析罗珍（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摘要］顾颉刚先生的民众文化研究，研究者一向认为是其研究古代史的辅助或曰取径。
但笔者认为：从其研究民众文化的缘起看，是秉承北大蔡元培校长的扩大国学范围至民间的歌谣、风俗等的倡议，所以，他对民众文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从属于国学的范围。
在其对民众文化的调查、研究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民众文化与圣贤文化为传统文化一体两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别的民众文化观。
所以，顾颉刚先生民众文化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顾颉刚的民众文化观及其研究民众文化的模式，预设了当今史学界对历史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是现今民众文化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顾颉刚；国学；民众文化；圣贤文化［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７７２５（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３８－１０【学术论坛】［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１９［作者简介］罗珍（１９６２－），女，山东平度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史学理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頡剛我二年以來，蓄意要辨論中國的古史，比崔述更進一步。
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我是望塵莫及的。
我自知要好好的讀十幾年書，才可追得上他。
但他的著作有二點我覺得不滿意。
第一點，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聖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偽只是手段。
他只知道戰國以後的話足以亂古人的真，不知道戰國以前的話亦足以亂古人的真。
他只知道楊、墨的話是有意裝點古人，不知道孔門的話也是有意裝點古人。
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
第二點，他要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跡來，也不是妥穩的辦法。
因為古代的文獻可徵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偽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
崔述相信經書即是信史，拿經書上的話做標準。
合的為真，否則為偽，所以整理的結果，他承認的史跡亦頗楚楚可觀。
但這在我們看來，終究是立腳不住的：因為經書與傳記只是時間的先後，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真偽區別；假使在經書之前還有書，這些經書又要降做傳記了。
我們現在既沒有“經書即信史”的成見，所以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
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
我們既沒有實物上的證明，單從書籍上人手，只有這樣做才可得一確當的整理，才可盡我們整理的責任。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
這有三個意思。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如這封信裏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了《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
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南京大学中国通史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1、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出自顾颉刚《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是顾颉刚此后所有"疑古"论作的核心预设"。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据顾先生自己说包含着以下三个层面上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顾于是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2、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3、甲骨四堂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
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
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4、人道史观用人道主义的人性论，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的一种哲学观念。
认为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历史是人性的实现。
是一种超阶级的普遍主义。
人道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也有所体现，《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说的就是这种人道史观。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由来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
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
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条件王国维、陈垣、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和出色代表人物。
他们治史的共性是生当西方学术大量输入的时代，本人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各有相当的接触西学的背景；方法上，既服膺乾嘉学者精良的考证方法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同时又融合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
二者融通起来，起点很高，因而首次撰成的论著即为学界所推崇。
其中，王国维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成为民国初年饮誉士林的杰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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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
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
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
但他的著作有两点我觉得不满意。
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
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
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
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
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
也不是妥稳的办法。
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
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
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
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
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
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
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
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
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
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
但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
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此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
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
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上略)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
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
《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
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处，还有一个"禹"。
《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
"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
《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
(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
《尚书》里可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
)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
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
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
《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
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
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
《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
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着继续前人之业。
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
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
)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
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缵黄帝的绪，缵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主(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缵禹之绪了。
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
《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
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
禹，《说文》云："虫也，从风，象形。
"风，《说文》云："兽足蹂地也。
"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蝎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伯样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
)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
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
有了传统有观念，于是要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
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
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
(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
(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
) 《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
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
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
(《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
《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着"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漠》、《禹贡》等篇出现。
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
《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
即以《诗经》证之，《閟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
(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
)《閟宫》说后稷"缵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
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间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官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 (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
(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
)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沿，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丛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
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
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田寺}，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
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鹿阝畴，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