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思想

先秦法家思想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

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

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学说是一个纯功利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君主如何加强统治。

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的学派。

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学家对法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探讨了法律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以及法律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时代要求、国家权力、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人口和人性等基本问题。

，硕果累累。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

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

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

也许这就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的原因之一。

要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虽然也有不足之处。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

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

但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

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

积兔于市，过而不顾。

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

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归属已经确定，不能再争了。

否则是违法的，会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

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复古的保守思想，主张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倒退，也不能走老路。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这点应该注意。

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由柳洪平创建。

b]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

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

当时的韩国比较弱小，经常被周边国家欺负。

他多次向汪涵提出繁荣战略，但都没有被汪涵采纳。

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

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

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重历史的研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ž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

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理论。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ž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
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ž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ž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ž显学》）。

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ž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ž五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ž有度》）。

他还认为，只有实施严厉的惩罚，人民才能服从，社会才能稳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韩非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也为后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

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