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分层对公平与效率的影响

论社会分层对公平与效率的影响

[作者简介]胡春娟(1982—)，女，江苏如江人。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相关领域。

公平和效率之争因其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息息相关，始终处在理论界和社会舆论的焦点视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最显著但又最易被人忽视的特征就是社会的重新分层，而这又是人们对公平的价值判断的社会基础。社会分层对于公平观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主体所属阶层的经济社会属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否可行甚至频繁；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冲突是否存在以及利益冲突的程度和范围。

标签：公平观；社会分层

——经济的效率，时代的公平

公平和效率，这个议题一旦被提出来供人们公开讨论，就注定要引起种种激烈的争论。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公平和效率做一个基本的概念阐述。效率，efficiency，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投入与产出之比，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它可以简单地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衡量。在这里，成本和收益就是指可以量化到用货币来表示的，这也是所谓经济学意义上的涵义。

而公平，equality，经常被人提起，但却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和评价，它的要求和标准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化而不同。这一点是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谷峰，1997)但是，既然涉及到主观价值判断，公平的内涵就非常丰富或者说具有随意性，但一个时代总有一个主流的价值判断，它将主宰整个社会对于公平程度的认识。进一步地，公平涵盖了经济财富、社会地位、自身条件、政治权利等许多方面。因为公平内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多研究者在论述时常常取一侧面。(1)将公平的范围缩小为收入均等(琼·罗宾逊，1977，1979)。收入均等显然是一种结果上的判断，所以这时候，公平和效率在概念界定上就已经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2)将公平解释为机会均等(哈耶克，1962，1997)。这时候，效率和公平则可以统一，不再矛盾。即，通过制度的安排促成每个人面对同等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充分有效率的。显然，我们可以发现，在机会均等条件下，每个人的初始条件和他自身的努力就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均等就决定了最终结果的不均等。(3)认为公平是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均等。因为每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因此只讨论经济上的均等不会导致对世界多样化的排斥。(阿瑟·奥肯，1999)这些将公平的范围缩小或简化的分析方法也许是有意的安排，也许是无奈的选择。但毫无疑问，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对公平必然有一个主流的价值判断和界定。我们要探寻的是，这个主流的界定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界定?

其次，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必然离不开相互关系的讨论。公平和效率是相互对立的，还是存在可以统一的地方?我们对上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大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阿瑟·奥肯用了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他认为，平等与效率二者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更多的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社会的抉择不应当是只强调一者而完全不顾另一者，也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使二者的要求同时满足，而应当是考虑如何使二者以一种公正合理的方式达到相互妥协和限制。奥肯的论述比较中肯，正符合和平、多元化和强调对话的时代潮流，因此事实上也更容易为人接受。

不管理论上如何争论，实践中，也就是人们的实际社会经济生活是在一刻不停地运转的，公平和效率的议题实际上一直在上演着。实际中的种种具体问题也总是绕不开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比如国有企业改制，比如居民收入差距，比如农民工问题，这些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实践能够给争论者们更多的启示。

——公平、效率与社会稳定：血脉相连

公平和效率在理论界的争论尽管轰轰烈烈，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就业、收入、健康、幸福感等等才是切肤之痛。然而，公平和效率决不仅是理论界的话题，一个社会的效率高低和公平程度恰恰关系到社会大众的安身立命。要在社会发展中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奥肯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是，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同时市场需要受到约束。他的理由是，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是因为它能够限制官僚主义的权力，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侵犯。市场需要受到限制，是因为金钱尺度同样会成为“暴君”，一旦有机会，它会扫尽其他一切价值，并建立起一个自动售货机式的社会。因此，必须限制市场交易的范围，不能容许金钱购买权力和权利，并对低收入的人实行补偿性援助。奥肯关于市场的这段论述无疑是精辟的，它也在我们国家的改革中体现出来。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其结构的转变引发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层变化。问题和挑战始终是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成就和机遇的共生物，它们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是敦促人们前进的压力。

我们无需逃避这些现实：2005年底2365万农村贫困人口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同时中国的富豪们在全世界的拍卖会和顶级消费市场上购买奢侈品；国企改革步履维艰，著名的“郎顾之争”不过是冰山一角；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使得不少农民家庭陷入贫困的艰难境地；诸多问题之中，贫富差距是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进而影响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因素。

研究者曾经用一些经验指标来分析社会稳定的临界状态，比如痛苦指数，即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但实践表明单纯依赖这些客观指标并不能达到分析社会稳定问题的目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公平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因此，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大众的公平观意义非凡。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最显著但又最易被人忽视的特征就是社会的重新分层，而这又是人们对公平的价值判断的社会基础。

——社会分层：公平观的背景

在西方社会学史上，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韦伯。他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威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三条标准互相联系，也可独立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标准。此后，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大多继承韦伯的上述观点，在纳入职业、收入、身份、声望等因素方面有所发展和更细致的划分。我们关注的是，当代中国人们如何看待公平?从舆论和媒体报道来看，我们对公平的要求和渴望似乎高于其他国家，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崇高的社会目标和理想；从直接的印象来看，我们看起来又像具有更高的不平等容忍度，因为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仍在任劳任怨、辛勤劳作，并未艳羡富豪们的挥金如土。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为首的联合课题组做了一个针对各种阶层的关于社会分层、公众心态与社会稳定的调查。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承认收入差距，但心理承受能力有限。调查的一个结论为，现时期“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分配方面的权重不相上下，并且“权力资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权重超过了调查对象的认可。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包括党政干部在内的几乎各个阶层都认为最大的不公平是“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社会问题具有显著不同的认识和心态。而对不公平原因的解释和认识的不一致，正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利益的不同。

我们认为，公平观首先受到主体所属阶层的经济社会属性的影响，也即这一阶层的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分工。比如，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和没有出来打工的农民，应该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的观念和心态常常差距甚大。在对公平的认识方面，与没有出来打工的农民相比，农民工尽管收入和消费都相对较高，但对不公平的感受和被剥夺感却要强烈的多。与城市居民相差甚多的收入、付出的辛劳、社会地位等清晰和活生生地表现在自己的眼前，必然带来农民工的巨大心理落差。而没有出来打工的农民，城市的繁荣和诱惑始终在远处，缺少切身体会，对差距的心理感受相对较低。

其次，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否可行甚至频繁是影响人们公平观的因素之一。社会结构是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相互流动性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市场经济制度是鼓励社会流动的，而当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窄、关卡越来越多时，不公平就愈演愈烈。当社会流动的路径完全被堵塞时，动态的阶层就变成了静态的阶级，这可能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当一个社会的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性降低的时候，就说明阶层内人们对未来的积极性预期变低，这时候，他们对不公平的容忍度就大大下降。比如，中国高等教育的升学制度，多年来始终是农村学生摆脱农民身份和进入其他社会阶层的首要途径。当上大学的学费大涨的时候，沉重的经济压力一下子降低了农村学生升入大学的可能性，引发了农民对于机会不公平的愤怒以及全社会的严重关注。

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冲突是否存在以及利益冲突的程度和范围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