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读

《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 一些特点。 《项羽本纪》云：“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 梁与籍惧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考证》说：“陈胜曰：‘……壮士不死即已， 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高曰：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曰：‘彼可取 而代也！’三样词气，三样笔法，史公极力描 写。”
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 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 原文。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 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 偏失 。
韩兆琦
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 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 寅恪先生再传弟子。
三家注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比于班书， “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直到晋末， 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刘宋裴骃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 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

唐代学者司马贞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 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 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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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 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 义，。。。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十三卷， 名曰《史记正义》”。

裴氏《集解》是较早校注《史记》的重要著作，
小司马的《索隐》长于辩驳， 张氏的《正义》则长于地理
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
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其后长期担任北京 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被誉为“中国《史记》研究大家”。曾先后出版 《史记通论》、《史记题评》、《史记选注集 说》、《史记选注汇评》、《史记评议赏析》、 《史记博议》、《中国传记艺术》、《中国传记 文学史》、《汉代散文史》、《史记题评》等二 十余部专著。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 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 《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具体说来，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 念做出的解释。 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 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 端也做出了批评。
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 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小时就内村鲈香的私 塾学习汉文。
《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 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 所出版。
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 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非常重 要的参考书。
《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 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百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 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
《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它特别 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 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
比如《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 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考证》云：“涿鹿，今 直隶宣化保安州南。
《史记笺证》，是韩教授受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 生嘱托，穷十余年之功完成的《史记》研究巨著。 全书500余万字，是《史记》原文的10倍多 。江 西人民出版社。
王叔岷《史记校证》
王叔岷(1914-2008) ，号慕庐，四川简阳人。 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 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 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校雠学，其集大成之 作乃《庄子校诠》，有人称王叔岷先生乃是二十 世纪在庄子字意训诂方面弄最权威的学者。
《史记》
司马迁，西汉人，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 城）人。 司马谈，太史令
李陵之祸 《史记》外，传世作品还有《悲士不遇赋》（片 段）以及《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 。
该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 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记 文学著作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 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 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 倾向。
首先是不少材料，比如黄震、鲍彪、吴师道、张 鹏一、雷学淇等学者的说法、金石文字以及一些 近人著论（包括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等重要成果），《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 珠之憾。
跟三家注比较，它更加重视文献材料的来源，凡 能注明出处的都尽量注明了出处。比如，在《五 帝本纪》“成而聪明”之下,《考证》云:“以上采 《五帝德》”
《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 不足和毛病。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它非 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非常审慎， 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 《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
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 其实际。 比如《太史公自序》云：“孔子知言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 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 矣。” 《考证》曰：“《汉书》无‘天子退’三字。李 笠曰：三字衍。孔子作《春秋》所以扶君抑臣， 明上下之分，故曰达王事，贬天子非其义矣。” 泷川氏主张根据《汉书》去“天子退”三字，而 且认为“贬天子”不是《春秋》之义，显然失之 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