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完成的使命：鲁迅、汪曾祺和余华复仇主题小说研究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文学创作是虚拟地实现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以宣泄和升华作者遭受压抑的情感和欲望。

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桃花》三篇短篇小说，具有相同的复仇主题和类似的文本结构，其表面上的复仇主题实质上指向的是解构和消解复仇。

这种解构体现在小说中人物复仇和反抗复仇的双重叙事结构以及复仇与反抗复仇的不彻底性上。

这些相同和类似绝非偶然，是建立在作家创作的个人、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类似基础上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的遭受压抑的精神面貌。

一、小说主题及文本分析三篇小说的阅读在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上存在着以下的相同之处：1、复仇者都是一个儿子；2、复仇者都很善良；3、复仇的原因都是父亲被对方所杀害，复仇者都和仇人并无直接的仇恨；4、复仇者都在寡母的启蒙下踏上复仇的道路；5、复仇者都为复仇付出了巨大的牺牲；6、复仇面临巨大的困难；7、复仇者最后都没有完成或至少没有直接完成他们的复仇使命。

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不难发现三篇小说中有关直接复仇动机的描写，即仇人不义的渲染，都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一般而言，人成长于失去父亲的家庭，多半会经历一种痛苦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这种痛苦很容易演变成复仇者对于使他们失去父亲的仇人的怨恨，成为复仇的直接动机。

这种对复仇直接动机的失语绝非偶然，意味着复仇者对仇人并无直接的仇恨，根本原因则在于作者们在意识深处对于复仇的否定态度。

作者们对复仇的否定态度体现在小说的双重叙事结构中。

三篇小说都存在着一明一暗的双重叙事结构，表层的明的结构是复仇者的寻仇、报仇，即对仇人的反抗历程；深层的暗的结构是复仇者在寻找仇人的过程中，因复仇的巨大牺牲和困难，逐渐丧失其复仇信念、对复仇意义产生虚无感的心灵发展史，也就是对复仇使命的反抗以至最终乖离的过程。

在《铸剑》中，眉间尺进城寻机刺王，遇到困难。

他和黑衣人认识后不久，在对对方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将自己的性命和宝剑托付给对方，寄复仇的希望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与其说是年轻人行事欠缺考虑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面对过于强大的仇敌，内心中产生了对于个人实现复仇的绝望，因不能继续承担复仇的巨大压力而丧失了理智、病急乱投医的结果。

这种对于复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对复仇使命的背叛和消极的反抗。

在《复仇》中，复仇者“他”则因与仇人和尚达到情感共鸣，最后选择放弃了复仇，“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他”以父亲的死亡为和自己同样境遇的和尚寻仇的结果，原谅了和尚，与和尚一同建造通往绝壁的路。

在《鲜血梅花》中，阮海阔同样没有最终完成复仇的使命，仇人已经被别人杀死，而复仇者却一无所知。

他在不断的寻找中貌似坚强地坚持着复仇的使命，实际上却是在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复仇进行消极的怠工，用漫无边际的寻找代替真正的复仇。

双重叙事结构产生的小说内容基础是复仇者复仇和反抗复仇的不彻底性。

复仇者反抗复仇的原因，只在《复仇》中给与了直接的解释。

“他”的父亲杀了和尚的父亲，和尚杀了“他”的父亲，“他”又寻仇于和尚。

在“他”的眼里，和尚和自己都是冤冤相报的牺牲品，“他”因而选择与其和解。

可是，“他”未经任何战斗就原谅了仇人，这种和解的姿态因为不是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作出的，就使人怀疑其中除了包含对自身和仇人命运的悲悯，还有因懦弱而不敢面对仇人的成分在。

类似的情感和情节逻辑也存在于另外两篇小说中。

复仇者反抗复仇并非完全出于认识到复仇的虚无，还因为反抗复仇可以逃避复仇所需要面对的巨大牺牲和困难。

复仇者反抗复仇的更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复仇是违背复仇者意志的。

复仇是父亲通过自己的死亡和母亲的启蒙，强加给主人公的，为父亲复仇就是实现父亲的意志。

另一方面，父亲通过母亲对儿子的强迫又有一种要求其走向成年的积极意义。

眉间尺、“他”和阮海阔实际上都在进行一项事业，那就是通过为父亲复仇，战胜恐惧、战胜自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在反抗父亲、反抗复仇时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不彻底性——既不能认真地完成复仇又不能决然地放弃复仇。

复仇者面临着两难的失败境地。

按照父亲的意志杀死仇人是遵循父亲的意志，意味着个人反抗父亲的失败；而如果拒不完成复仇的使命，则也将被父亲所击败，因为无法完成复仇的最直接解释就是儿子是一个不成器的孩子，他无法战胜恐惧、战胜自我，也无法战胜仇人。

与复仇王子哈姆莱特类似，这三篇小说中的复仇者也深陷于两难的情感困境。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仇人实际上是父亲的同谋，不过是一个帮助父亲遂行其目的的助手而已。

父亲和仇人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无论是复仇还是反抗复仇，都指向的是对父亲的反抗，这正是复仇者在复仇过程中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

从社会层面来看，父亲又不仅仅是一个实指的父亲，还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威体制的象征。

受到权威体制压迫的个人，既受其压迫又依赖其生存，难免对其产生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二、小说产生的作家个人、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一）作家遭受伤害和压抑的情感经历1、对于父亲的负面记忆鲁迅、汪曾祺和余华的父亲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都性格随和、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个人事业发展都不算太顺利，习惯性地陷入情绪不稳定，常常因此而造成对家人的精神伤害。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受鲁迅的祖父科场案连累，功名无望，自暴自弃地抽起了大烟，还经常酗酒，耍脾气摔东西。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读过旧制中学，精通音乐、书画，练过武术，曾在全省运动会上获奖，年纪稍大后也只是当了一个眼科大夫，并在汪曾祺生母死后两次续弦。

余华的父亲华自治曾供职于杭州的浙江省防疫大队，后被调到海盐县行医，多年间每月艰辛地往返于杭海两地。

后来举家搬入落后的海盐县，但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余华童年记忆中的父亲并不亲切：从手术室出来时，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父亲们事业的不顺利促使他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儿子，希望儿子长大后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

在鲁迅看来，父亲的严格有时显得变态，有一次鲁迅要去看难得一见的五猖会，周伯宜却要他不背完书不许出门。

汪曾祺报考江阴南菁中学时，汪菊生竟然守在床边一夜未睡给儿子驱赶臭虫。

华自治则在儿子高考时，曾倾尽精力地帮助余华进行高考备战。

另一方面，鲁迅的父亲早逝，余华的父亲常年在外，家庭主要由母亲承担责任，而汪曾祺的父亲两次续弦，则很容易被年轻人理解成母爱和父爱双重缺失的根源。

父亲们的这些行为集结在一起，必然造成儿子们对父亲的反感和母亲的眷恋。

2、生活中的负面记忆《铸剑》写作于1926年岁末，是鲁迅在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后，南下厦门和广州时写的。

那段时间前后，鲁迅经历了被兄弟周作人夫妇借故赶出家门，高长虹等人围攻、失业以及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等事件，或遭受侮辱或蒙受污蔑或几有性命不保之虞，一路仓皇南下，在厦门和广州期间人事也颇多不顺，彼时内心中的惶恐、愧窘和愤恨之情可想而知。

事实上，《铸剑》中黑衣人的名字“宴之敖”本是鲁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黑衣人的外貌与气质也酷似鲁迅本人，这显示了《铸剑》的创作与鲁迅当时的心境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抗战时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年轻气盛而又多愁善感的作家与那个粗糙的时代是隔膜的。

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曾在某个月夜陪两位女同学去昆明翠湖的小岛上游玩，却被一队巡逻兵的为首者粗野地训斥了一通。

半个世纪后，汪曾祺仍不免耿耿于怀。

1944年，汪曾祺所在的年级忽然被征调进入缅甸做译员，由于拒绝征调，他被开除学籍以肄业身份离开西南联大。

时隔不久，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汪曾祺创作了《复仇》。

余华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生平未遭遇过较大的波澜。

但是他在做牙医期间，并不适应和喜欢自己的工作，有时遇上难以解决的牙齿，还得同事沈师傅为余华收拾残局。

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是整天面对人们的口腔，与各种残缺不全的牙齿斗智斗勇，余华感到十分的落寞。

这些工作体验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人事纠葛，必然会对作家产生压力乃至伤害，并进而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

（二）时代语境对作家表达的推动和规定《铸剑》当然也不仅限于对个人生活遭际的反抗性抒写。

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中曾提到过《铸剑》中的第三首歌是根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词所改写，主题是表现复仇的意义和性质。

《铸剑》作于“三•一八”惨案后约半年，从辛亥革命到“三•一八”惨案，鲁迅目睹了很多革命者流淌的鲜血，心中积聚了太多的仇恨。

作为一介文人的鲁迅，他的复仇渴求又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这种心路历程无法不在小说中有所投射。

《复仇》创作于1944年底的重庆，当时二战已接近尾声，日本的战败指日可待。

国民政府当局出于内战的考虑，处心积虑地谋求和日本和解，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统区的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对日作战虽然即将以胜利结束，但直接战败日本的国家却是美国。

中国军民因此在面对日本军民时，并没有产生多少作为胜利者的自豪感。

黄仁宇回忆战后的情况说，日军解除武装，整装北撤，军容仍旧很盛，很少发生中国军民侮辱、攻击日本军民的事件。

《复仇》的和解意识无疑和这种历史语境有关。

《鲜血梅花》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遭遇严重挫折、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启蒙大众的企图失败、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消费主义思潮开始泛滥的历史背景下，先锋启蒙话语要求的改革目标渐行渐远，意义和价值的求索被后现代观念所消解，被很多人当成不合时宜的保守。

在这种语境下，《鲜血梅花》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息。

（三）吴越地域文化的影响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

吴越独特的复仇文化对出身于吴越文化圈的鲁迅、汪曾祺和余华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吴越地区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众多的复仇故事，以伍子胥掘墓鞭尸和越王勾践发奋灭吴的故事最为人所熟知。

一言不和、拔剑而起、流血五步，是北地壮士常萌的故态，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缓慢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的勾践式的复仇，却是江南士人喜欢做出的选择。

民风、文化的不同不可避免地要对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

总之，这三篇复仇小说均是潜移默化的江南文化、强势渗透的时代语境与切身体验的个人经历混合结晶的产物。

复仇小说源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失望，是在幻想的时空中对于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种虚拟实现，目的是通过虚拟的复仇来避免真实的复仇，这无疑既是作者的悲哀，也是时代和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