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作人“人的文学”

浅谈周作人“人的文学”

【内容摘要】

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是一位具有重要和特殊地位的文学家、思想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叛国，他成了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而被文学史遗忘几近半个世纪。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重又获得了公允得当的评价。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文学思想的描述，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想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

“人学”理论体系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随着周作人“人学”理论体系的不断调整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也日渐成熟完善。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存在。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理性分析，对他在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做出正确评价，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周作人；文学思想；“人的文学”

引言

周作人(1885-1967)是开创中国现代小品文的一代宗师，新文学运动的翻译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是对新文学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的理论家。周作人曾经参与领导过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首倡“人的文学”，确立了“五四文学”启蒙的理论纲领。在革命文学兴起后，周作人又推崇晚明小品，主张“性灵说”，反对“载道”的文学观，多次提出“文学无用论”，这使得他的文学观点成为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集聚着巨大矛盾的重大问题。因此，要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就无法忽略周作人的存在。

但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对他不是绕过不提就是进行批判，而且偏于政治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视角，无法将周作人的政治观与其文

学观分开来进行讨论，有意忽略取消了对他文学理论与创作应有地位与贡献的肯定。当然，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附逆变节行为是不容掩饰的，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周作人是作为思想型的文学家毕其一生的，对其文学思想的探讨应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角度出发，既要认清他的思想局限性，也要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和进步意义，并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

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复兴道路方面，他力排众议，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竞言维新”和“竟趋实质”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指出作为民族构成的“二要素”，“精神”的作用要远远超过“质体”，因为“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有魂气”，只要精神不灭，一个民族就仍有复兴的希望。而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和儒学思想的扼制，“中国国民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①。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振兴民族必先启发“国人之自觉”，获得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些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

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知识，这一“发现”对他一生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意义，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②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浓厚兴趣，周作人广泛涉猎了道德观念起源发达

①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文类编》，6

史、生物学、性心理学、童话学、历史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使得他对以“把人不当做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取得了与20世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世界性潮流的同步姿态。出于对“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周作人考察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只有在物质生存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后才能真正实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它是周作人首次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层面，以一个“世界民”的视角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成为西方“人的发现”思潮在东方古老中国的最初回响，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评价的，他的确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周作人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先要考究人是什么东西，与人类关系如何，对于自己及人类应该如何，有了这个解决，才好起手做人。”①

正如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活.……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在肯定人、我、群己统一的同时，周作人又突出强调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个人的物质发展和精神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这是因为群体的强大有赖于个体的健壮，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须以个体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个人是社会人类存在的中心和联结的理由，所以，“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份；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但不相冲突，反是相成的。”②本着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精神，周作人对他理想

①周作人：《再论黑幕》，《周作人文类编·本色》，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