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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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著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

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

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著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著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著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国外优秀

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矛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借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的，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经济、文化事业已逐渐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的轨道，文学翻译工作的这种混乱状态，坚决不能允许其继续存在。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⑤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事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到十年动乱之前，第二个阶段为十年动乱之后。

这一阶段，我国翻译研究有着如下特色：

第一，对翻译的原则、标准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新时期翻译研究注意从新角度出发，与新学科相结合，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比如王佐良就曾把文体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传神说》出现。

第三，新时期的翻译研究对各种具体的、专门的、以前被忽视的翻译工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比如科技翻译、机器翻译、翻译教学、口译和同声传译等方面；

第四，这一时期更加注意介绍和引进国外翻译研究的各种成果，也更重视对我国历代翻译经验的总结；

第五，我国译学界正式提出建立翻译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翻译家及其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环境特殊，出现了“一边倒”的苏联著作，在新中国刚成立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对苏联文化几乎是抱着全盘接受的态度，这为苏联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数的中国青年痴迷于苏联的文学作品，“他们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当作自己学习的好榜样”。据统计，从1949年到1985年．在译成中文的俄文作品中，作者总数已超过5000千人。这一时期，苏联文学在中国找到了一片沃土，苏联文学翻译作品空前繁荣，大批学者、知识分子以及高校教师都投入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苏联文学作品译介中，在此特列举几位从事苏联文学作品翻译的翻译家及他们在这一时期翻译的主要作品：

李使民（1919—1991），《伊格纳托尔游击队》、《游击老英雄》、《红海军和小黑熊》、《苏联少年英雄柯季克》、《近卫军战士马托洛索夫》、《卓娅》和《牛虻》等。

汝龙（1916－1991），江苏省苏州市人。他在翻译俄国古典作家和苏联当代作家的同时，更多地集中精力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建国初期，他更是沉迷于契诃夫小说的翻译之中，先后推出了契诃夫的《孩子们》、《契诃夫论文学》、《契诃夫小说选》上（册）、《契诃夫

小说选》下（册）、《契诃夫小说选》（１、２）、《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包括《小小公务员的死》、《外科手术》、《变色龙》等２１篇）、《草原》。其他的译作主要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德列耶夫的《七个绞决犯》、《总督大人》；库普林的《决斗》、

《歌舞集》、《呆子集》、《侮辱集》；高尔基的《秋夜集》、《绿猫集》、《旅伴集》、《同志集》、《碎裂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以及《回忆安德列叶夫》等。

“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翻译、出版领域，基本上成为一片荒漠。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翻译家有茅盾的“意境说”，傅雷“重神似不重形论”，钱钟书“化境论”，焦菊隐“整体论”，许渊冲”新译论”。并出现了以为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翻译家杨宪益，他与英国夫人戴乃迭一起致力于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作品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门类，共计近千万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④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翻译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如主要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品的师哲、陈昌浩、张仲实、郭大力，翻译苏联和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楼适夷、周立波、高植、飞白，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卞立强、陈应念、丰子恺、姜晚成、晋中、文洁若，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的郑永慧、郑克鲁、罗大冈、赵瑞蕼，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的曹未风、荣如德、周煦良、杨必、张谷若、王科一、许渊冲、黄邦杰、王仲年、董衡巽、张友松、施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