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述评

　2003年2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Feb,2003

　第25卷第1期Jo ur nal of Y anan U niver sity(Socia l Science)V ol.25N o.1

路遥研究述评

梁向阳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从内容上看,关于路遥的创作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和本体研究上,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今后的路遥研究还需要在加强文本和本体研究的同时,正确地评估与定位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

关键词:路遥;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3)01—0089—06

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勾勒路遥研究的运行轨迹,梳理研究成果,供关心、热爱路遥研究的学者参考。

第一阶段: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

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路遥研究的初始阶段,它与作家的成长一起同步成长。这段时间,路遥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先后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中短篇小说,这个阶段的评论也多集中在作品评价与创作风格描述上。

1980年,路遥在《当代》第3期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原来犯过错误,在派性斗争中却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在写法上与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发表前曾一波三折,发表后也获得了一些零散的评论。尤其是资深评论家、编辑家秦兆阳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不是一篇针贬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辩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1]。无庸讳言,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这部作品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

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发表,标志着路遥小说创作走向成熟。这篇小说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正因为路遥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这部中篇小说很快就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轰动”全国。1982年后,根据小说所改编的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出现于舞台、银幕和广播中;评论小说和电影《人生》的文章达120多篇,其中专论高家林的就有30多篇[2](P70),文学界形成研究路遥的一个小高潮。

第一,评论界公认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高家林是路遥在《人生》中一反“十七年”中书写返乡青年的模式,毫无矫饰地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

收稿日期:2002—11—20

作者简介:梁向阳(1965—),男,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了轰动效应而且思想内涵上有争议的人物。¹当时的评论界把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高家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梁永安称高家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3];雷达认为高家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的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他是农民母体经历十年内乱后诞生的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生儿,虽然必不可免地带着旧的胎记,但总体来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4](P96)。二是高家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曹锦清称高家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5];而蔡翔认为“高家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而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6](P85),他并且认为社会应当对高家林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高家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人物形象?许多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陈骏涛认为,“高家林是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家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种种矛盾汇聚于一身,可能使习惯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像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7]阎纲认为,“高家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

[8](P404)李把高加林放置在中外文学的视阈范围内,同外国文学于连・索黑尔、牛虻、保尔・柯察金等人物形象,以及中国文学中的阿Q、小二黑、梁生宝、高大泉等农民形象加以比较,指出“高家林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当今小说创作中空前出色的文学典型,他既显示了当代中国青年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镌刻着这一代青年可能具有的种种弱点”[9](P70)。

一番激烈的争论后,评论界的观点虽说有些分歧,但人们公认高家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次胜利。这对我国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某种深远的影响。”[2](P80)

第二,评论界注意审视路遥作品的审美特质,提出“深沉”与“宏大”是其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

早在1983年,白烨首先注意到路遥结构作品,“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节,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地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并指出路遥作品呈现出“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10]。到1985年,李星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深沉、宏大正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11](P65),这正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李勇还注意到赋予这种深沉而宏大的审美品格的精神支柱,是作家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是“浓烈的情感色调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理想的热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化了《人生》的悲剧主题,使之呈现出崇高、悲壮的审美特色。”[12] (P76—79)

第三,评论者们还紧紧抓住路遥在书信与创作随笔里反复表述的“城乡交叉地带”º的关键词,寻求解读其创作的钥匙。1982年8月17日,评论家阎纲在给路遥的信中,首先谈及“城乡交叉地带”[8] (P406);王愚专门就此问题撰写评论,研究“在交叉地带耕耘”[13](P38)的路遥的创作特色;而李勇称“‘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和高家林这个典型形象,是路遥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他在自己的创作敏感区最重要的收获”[12](P74—75)。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把握,这为解读路遥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视角。

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路遥研究,一是公认了高家林是“这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二是把握住了路遥作品“深沉”、“宏大”的美学特征,三是明确了路遥善于在“城乡交叉地带”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

第二阶段: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荣获“茅盾文学奖”时期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1986年第6期发表后,单行本相继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1年,出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论界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史诗性的品格”为突破口,重点分析了《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的新创获”[14](P25),全面而深刻地探讨

¹参见《作品与争鸣》1983年1、2期“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

º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表述,可参阅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3期);《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路遥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