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有所为译者何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及其译者研究

２００８年５月第３５卷第３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ｙ，２００８Ｖ０１．３５Ｎｏ．３译有‘所为，译者何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及其译者研究刘雅峰（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上海２０００８３）摘要：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视角，外宣翻译的实质应坚持“译有所为”的原则，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翻译的功能目的意识、正确的读者意识以及技能意识等，才能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真正实现外宣翻译的“译有所为”。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外宣翻译；译有所为；官方语言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５７（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４０－０３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翻译古语云：“酒香不怕巷子深”，意即好的酒其香味自然能飘到很远的地方，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购买欲。

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对外宣以及外宣翻译而言，这句古语似乎已经失去了效力。

外宣的准确含义应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解疑释惑。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不积极有效地向外传播，就不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和理解，甚至遭到敌国的恶意歪曲和攻击，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

刘建明在《新闻发布概论》ｊ书中谈到“美国记者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往有所改进，但是美国报纸更多报道的事件缺乏足够的社会背景，往往忽略报道重要的社会趋势。

因此，中国的整体形象是被扭曲的，报纸所传播的讯息是消极的。

……徐小鸽１９９４年对美国报纸报道的调查发现，美国报道中国总是持批评态度，并以负面报道居多”［１］（Ｐ４４６）。

从这种意义而言，外宣及外宣翻译意义重大，不容忽视。

文化全球化日益突出了外宣翻译的重要地位，无疑为促进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给外宣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要走向世界，要生存，就必须加强外宣翻译，让世界了解中国。

只有这样，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能被全球各国认同，才具有全球化的性质。

创造这种文化的国家会作为一个对全球化具有贡献的国家而存在着，但是这种被认同的文化已经属于全球各国所有，不再具有国别性［２］（Ｐ４７）。

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译者陷入困境，那么，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翻译的实质是什么？译者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与作用呢７．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翻译绝不是将外宣内容的文本简单地进行语言转换的过程，其实质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是“译有所为”。

外宣翻译的“译有所为”至少体现在：翻译目的的针对性与时效性——积极主动地针对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层面的译入语受众以及不同的时间，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国，让全世界能够全面、及时、准确、真实地了解中国，共同分享中国的博大精深。

胡庚申教授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

其翻译方法，可简略地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４）２－２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０６ＢＹＹ０１５）；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刘雅峰（１９６６一），女，辽宁咯左人，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博士生。

·－·——１４０·－——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３］（Ｐ１３３）。

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３］（Ｐ１４４）。

该理论体现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的实际，对其有很强的解释功能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

这是因为文化的一体化是翻译的基础、出发点与归结处，只有适应或顺应了文化环境或语境，翻译才能使自身存在下去。

外宣翻译“译有所为”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在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囿于篇幅，本文仅以官方语言中四字格为例探讨译者如何把握微观层面的“三维”转换。

请看下例：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摘引自温家宝总理２００７年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此段文字是典型的汉语四字格连用句。

其中，前半部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别属于“述宾结构”与“主谓结构”，它们之间用的是顿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分别属于“偏正结构”与“联合结构”，它们之间用的也是顿号；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之间用的是逗号。

后半部分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都属于“偏正结构”，而且它们之间用的是顿号；“改革开放”是“联合结构”；“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是“坚持”排比句的内容。

逗号、顿号，看起来都表示句子的停顿，但从句子内部关系分析，一个顿号相当于一个连词，停顿时间比逗号短。

如果无条件地全部保留四字格原有的内部结构或刻意注重语句形式上的接应来翻译此文的四字句，就会出现句意主次不分、句子结构混乱的局面，有悖于英语语言表达习惯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令译人语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不仅达不到外宣的目的，还破坏了汉语四字句本身的美并给译人语读者留下中国官方语言罗嗦、无主次甚至是含混不清的印象，势必影响中国政府和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请看下面的译‘文：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ｏｎｏｕ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ｅｈａｖｅ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ｅｍｕｓｔｆｒｅｅｏｕｒｍｉｎｄｓ，ｆｏＨｏｗａ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ｋｅｅｐ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ｗｏｒｋｈａｒｄｗｉｔｌｌａ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ｌｙｔａｋｅｔｈｅｒｏａ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ｐｕｒｓｕ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ｙ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ｌｙｂｙｄｏｉｎｇｃａｎｗｅａｔｔａｉｎ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ｔ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４］译文并未受四字格的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束缚，而是根据具体的语境，译出了四字格的指称蕴涵和文化蕴涵，特别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英译，实现了由“意合”到“形合”的转变。

同时，用几个动词短语并列做谓语翻译四字句的主体，其正式程度与原文更加吻合。

无论在语言维、文化维还是在交际维上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适应。

二、文化全球化迫切要求译者新的意识观从翻译实践角度来看，可以说，“适应”和“选择”或多或少其实一直都是译者的潜意识行为，是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一种本能。

［５］（Ｐ３７）但是，文化全球化迫切要求外宣译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识观，以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尽可能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品。

１．译者的“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

“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ｌｙ）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十分流行的警句，它说明了无论全球化进程有多快，普及程度有多高，我们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从这种意义上说，译者办好自己的事情首先就要增强“全球意识”和译者的“主体意识”。

有的西方学者把全球意识解释为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整体来思考的共同意识，主要表现在从全球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生存方式。

全球意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全球文化的内核形成的过程，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有全球文化。

译者增强全球意识，在翻译过程中就会理性地使本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促使全球文化健康发展，最终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

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的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

“在生机蓬勃的文化语境中，随着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个人和时代语言，均由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的译者操纵，在经过了选择、清理、修饰、过滤、一１４１—强调与重新组合后，译文便具有了生命”［６］（Ｐ９）。

但增强译者主体意识绝对不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我为中心“任意的翻译”，任何膨化和贬斥译者主体功能的偏颇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２．译者的“文化自觉”意识。

费孝通先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概括为一句话，其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在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中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问题并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

面对全球化浪潮，面对２ｌ世纪，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保持文化自觉，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善于学习和吸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化。

这就要求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翻译实践中译者增强文化平等对话的自觉意识，避免不经推敲，采用西方中心的不恰当的“归化”和文化自恋的“异化”极端；避免有悖于翻译活动根本目的的不恰当或过于强调了翻译实践中的政治色彩和因素。

３．译者的翻译“功能目的”意识。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弗米尔（Ｈ．Ｊ．Ｖｅｒｍｅｅｒ）在２０年前提出的翻译目的论（Ｓｋｏｐｏｓｔｈｅｏｒｉｅ）是功能派的奠基理论。

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

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讲究的是翻译目的的完备性，而不是对等。

他们提出了任何翻译的最高原则是目的法则（ｓｋｏｐｏｓｒｕｌｅ），译者可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目的调整翻译策略，灵活选择诸如删减、调整等翻译方法对源文进行处理。

翻译活动的目的对“翻译什么”与“为谁翻译”以及“为什么翻译”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翻译立场、翻译方法也有制约。

一般说来，每一个翻译行为都有基本层次的翻译目的，也许还会有最高目标（最后的目的），这两极之间还会有一些中间层次，而这些层次上又会有种种不同的向度。

鉴于此，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译者，若缺乏翻译功能目的意识，就很难正确把握外宣翻译的基本目的和最高目标。

４．译者的“读者意识”。

郭天一将读者意识分为三层：“读者是谁，读者有何需求以及读者需求如何满足”【７］（Ｐ２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