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7期夏目漱石(1867 -1916 )，是日本近代文豪，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在中国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之一。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国已有三十三种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很有必要对漱石文学在现代中国的翻译、评论和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归纳和总结。

一、20-30年代夏目漱石的译介对夏目漱石的介绍，以周作人为最早。

他在1918年做的《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认为夏日漱石是主张“低徊趣味”和“有余裕的文学”的，井翻译引用了夏目漱石在《高滨虚子(鸡头)序》中的一段话: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昨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

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

……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这能收同等之成功。

……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当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

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

或观察之，亦余裕也。

或玩味之.亦余裕也。

周作人接着还解释说:“自然派的小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

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玩赏人生。

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

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的由来。

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

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为深透。

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周作人对夏目漱石的介绍和评论，在中国的漱石译介史上具有深刻影响。

他把夏目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特别推崇代表“余裕”倾向的前期创作，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坛的漱石观的形成，影响很大。

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家们，均把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集中翻译体现“余裕派”特点的前期作品。

这是20 -- 30年代夏目漱石翻译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事实上，漱石的创作，风格多样，思想也比较复杂，他主张“有余裕的文学”的同时，也赞同触及人生的重大问题的文学，只不过是以前人们对“有余裕的文学”重视不够，所以漱石才特别加以强调。

夏目漱石的翻译，以鲁迅为最早。

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选译了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

这两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前者描写了一个老人因缺钱而忍痛卖掉自己珍藏的挂幅的复杂心理，后者刻画了英国的一个迂腐而又执着的老学究的克莱喀先生的形象。

这两个作品并不是夏目漱石的重要作品，但鲁迅的翻译，在中国的漱石的译介中，是开创性的。

当时，周氏兄弟在日本文学翻译上密切合作，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也颇有一致的地方。

鲁迅在《作者介绍》中对夏目漱石的看法，与周作人完全相同。

鲁迅也认为夏目漱石的创作主张是“低徊趣味”，或称“有余裕的文学”，并且也大段引用了周作人曾引述的《鸡头·序》中的那段话。

鲁迅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

……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夏目漱石的著作选集，是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章克标选译的《夏目漱石集》，内收中篇小说《哥儿》、短篇作品《伦敦塔》和《鸡头序》。

译本前有章克标写的题为《关于夏目漱石》的译本序言。

这篇译序较详细地介绍了夏目漱石40 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

而对这些情况的介绍，主要是依据夏目漱石的前期创作。

强调夏目漱石的所谓“江户儿的特性”，“轻快洒脱的趣味”，“有余裕”、“低徊趣味”的创作主张。

章克标写道:从这有余裕的小说所引出来的有低徊趣味这一个名字。

他说:“这是我由便宜而制造出来的名字，别人也许不懂吧。

不过大体说起来是指对于一事一物，产生独特或联想的兴味，从左看去从右看去，排徊难舍的一种风味。

所以不叫做低徊趣味，而叫做依依趣味或恋恋趣味也没有什么不可。

”这也可以看作……对于由一直线的观察事物，一步步写去的自然派作风的反杭。

此种风趣，贯流于漱石的全部作品之中，稍一留神就可以发见的。

更从这低徊趣味联想过去，还有一种非人情的世界，是主张艺术的一境地中，有一种超越了人情的世界。

(草枕)可以算是描写这境地的。

(中略)特别可以注意的是漱石的文章，那是有无比的灵妙，决不是别人所能追随的。

第一由他的学问渊博，对于东西文学都有极高的造诣。

他是主张技巧的，用丰富的文字，文句也极意修饰变化.再加上轻快洒脱的幽默和顿智机才，自然使他的文章绚烂极目了。

(下略)对夏目漱石的这些看法，决定了该译本的选题。

这个选集，实际上只有体现漱石前期的作品特点的一个选本。

《伦敦塔》是作者以伦敦留学为题材的游记性的随笔作品，《鸡头序》则是集中表明“余裕”论的一篇散文作品。

而《哥儿》则是这个选集的压卷作品。

据译者说，翻译《哥儿》这篇小说，主要是起因于章的朋友、翻译家、语言学家方光涛对此书的“不住称扬”。

方光涛“说因读此书而下泪，因为想到将来也有做教师的这一种命运”。

章克标也强调此书“对于现在中国的教育界，也可以当做一声警钟”。

这一时期夏目漱石的另一位重要的翻译者是崔万秋。

1929年，崔万秋将漱石的《草枕》译出，由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

《草枕》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06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写“我”—一个青年画家—为了躲避俗世的忧烦，寻求“非人情”的美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及在那里的所见所思所闻。

严格说来这作品并没有什么情节，说是小说，更象是优美的散文。

《草枕》全篇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禅宗哲学老庄思想的色彩，其中有对中国的陶渊明、王维的诗的意境的推崇。

因此，中国读者，自有一种会心之感。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草枕》在中国评价很高。

译者崔万秋把《草枕》比喻为”一株美丽馥郁的花”，并说:“我现在大胆地把它移植到中国大陆来，请国人欣赏。

但美丽馥郁之花，是否因土质之不同.气候之差异，来到中国而枯萎;是否因好尚之不同，趣味之悬殊，见摒于大陆的人士，这都很难逆料。

”但是，事实很快表明译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草枕》在中国，很受欢迎，崔万秋的译本文辞比较流畅，译文也比较准确，得到了当时读书界的肯定，并很快成了畅销书。

谢六逸在《<草枕>吟味》(载《茶话集》)中推荐说:“《草枕》在我国已有了崔万秋君的译文，我介绍有志于文艺的人都该拿来一读”。

谢六逸认为，《草枕》所表现的“东洋人的情趣”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骚动忙乱和“迫切”的生活中，是有着特殊的风味的。

崔万秋的译本出版后，在1930年一年中就出现了两个盗版。

一个是上海“美丽书店”的本子，一个是上海“华丽书店”的本子，均署“郭沫若译”。

实际上，郭沫若并没有译过《草枕》，这里似乎是“借用”郭沫若的大名。

两个本子的文字与崔万秋的译本相同，连译本序都和崔万秋的一样。

到了1941年，上海益智书店又出版了李君猛的译本。

盗版书和复译本的出现，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草枕》在中国所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此外，在30年代的夏目漱石译介中，《文学论》的翻译也值得一提。

漱石文学理论方面也很有造诣，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理论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文学论》(1907)《文学评论》(1909)两种。

前者是英国文学评论集，后者是文学概论性质的著作，《文学论》从社会心理学、美学出发，认为文学的内容由观念、理智、印象等“认识”方面的要素(漱石用F来表示)与情绪的要素(漱石用f来表示)两部分构成，并创造了F+f的文学公式，由此展开了他的文学观。

后来的许多日本作家、学者对《文学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们指出，像《文学论》这祥系统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概论的大部头著作，在当时的欧洲也是找不到的。

《文学论》在1931年曾由张我军译成中文，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在整个民国时代，《文学论》是我国翻译的仅有的一部篇幅最大、也是最为系统的文学概论方面的著作。

虽然《文学论》学院气息太浓，内容多有晦涩难解之处，但它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孔芥编著的《文学原论》第三章“经验的要素”就是仿照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的。

二、50年代对《我是猫》的译介夏日漱石的成名作、代表作(我是猫)，虽然有鲁41 迅、周作人等大力推介，却因为翻译难度太大、篇幅过长等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翻译出版。

周作人曾在《闲话日本文学》(1934)一文中这样说:“翻译漱石的作品一向是很难的，《哥儿》和《道草》，虽有日本留学生翻译了的，可是错误非常的多。

由此看来，漱石的文章总像是难于翻译。

尤其是《我是猫》等书，翻译之后还能表出原有的趣味，实在困难吧。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最杰出的小说。

这部作品在20 - 30年代，是否有正式的译本出版，现在还是个疑问。

在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五四运动以来日本文学研究与翻译目录》所收录的夏目漱石的译本目录中，列有《我是猫》的一个译本，即“程伯轩译，风文书店1926"。

而其它的有关目录中，均没有著录此书。

从上引周作人的那段话看来，当时(1934年)，周作人似乎也不知道这个译本的存在。

1936年，周作人又写了一篇专文，题为《<我是猫>》，详细地评述了《我是猫》，并说明其中难译之处颇多。

该文最后说:“《哥儿》与(草枕)都已有汉译本，可以参照，虽然译文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我是猫》前曾为学生讲读过两遍，全译不易，似可以注释抽印，不过一时还没有工夫动手，如有人肯来做这工作，早点成功，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

”不难看出，1936年的周作人，仍不知道有《我是猫》的译本。

看来，“程伯轩”译本即便有，似乎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而周作人所期望的《我是猫》的较好的全译本的出现，则是1958年的事了(详后)。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两卷本的《夏目漱石选集》，其中，第一卷收录的就是《我是猫》。

《我是猫》发表于1905年至1906年的《杜鹃》杂志，是漱石的处女作。

这部小说的立意与写法非常特殊。

它以一只“猫”的眼睛观察世事，以“猫”的嘴巴讲述故事，并发表“猫”式的感想和评论。

这只“猫”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既是一只猫，有着“猫性”、动物性的特征，同时又是一只通晓人事的“猫”，而具有“人性”。

当它用猫眼、猫嘴观察人事、发表评论的时候，人的许多习焉不察的东西就显出了荒诞可笑，一种滑稽和幽默便油然而生。

《我是猫》的译者是胡雪和由其(即尤炳圻)。

尤炳圻翻译《我是猫》，早在40年代初就有了准备，并被列入了由周作人任社长的艺文社编辑、“新民印书馆”拟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并在当时做出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