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7期

夏目漱石(1867 -1916 )，是日本近代文豪，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在中国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国已有三十三种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漱石文学在现代中国的翻译、评论和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归纳和总结。

一、20-30年代夏目漱石的译介

对夏目漱石的介绍，以周作人为最早。他在1918年做的《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认为夏日漱石是主张“低徊趣味”和“有余裕的文学”的，井翻译引用了夏目漱石在《高滨虚子(鸡头)序》中的一段话:

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昨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

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这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当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

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或观察之，亦余裕也。或玩味之.亦余裕也。

周作人接着还解释说:“自然派的小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玩赏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的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为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周作人对夏目漱石的介绍和评论，在中国的漱石译介史上具有深刻影响。他把夏目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特别推崇代表“余裕”倾向的前期创作，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坛的漱石观的形成，影响很大。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家们，均把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集中翻译体现“余裕派”特点的前期作品。这是20 -- 30年代夏目漱石翻译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事实上，漱石的创作，风格多样，思想也比较复杂，他主张“有余裕的文学”的同时，也赞同触及人生的重大问题的文学，只不过是以前人们对“有余裕的文学”重视不够，所以漱石才特别加以强调。

夏目漱石的翻译，以鲁迅为最早。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选译了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这两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前者描写了一个老人因缺钱而忍痛卖掉自己珍藏的挂幅的复杂心理，后者刻画了英国的一个迂腐而又执着的老学究的克莱喀先生的形象。这两个作品并不是夏目漱石的重要作品，但鲁迅的翻译，在中国的漱石的译介中，是开创性的。当时，周氏兄弟在日本文学翻译上密切合作，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也颇有一致的地方。鲁迅在《作者介绍》中对夏目漱石的看法，与周作人完全相同。鲁迅也认为夏目漱石的创作主张是“低徊趣味”，或称“有余裕的文学”，并且也大段引用了周作人曾引述的《鸡头·序》中的那段话。鲁迅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夏目漱石的著作选集，是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章克标选译的《夏目漱石集》，内收中篇小说《哥儿》、短篇作品《伦敦塔》和《鸡头序》。译本前有章克标写的

题为《关于夏目漱石》的译本序言。这篇译序较详细地介绍了夏目漱石

40 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而对这些情况的介绍，主要是依据夏目漱石的前期创作。强调夏目漱石的所谓“江户儿的特性”，“轻快洒脱的趣味”，“有余裕”、“低徊趣味”的创作主张。章克标写道:

从这有余裕的小说所引出来的有低徊趣味这一个名字。他说:“这是我由便宜而制造出来的名字，别人也许不懂吧。不过大体说起来是指对于一事一物，产生独特或联想的兴味，从左看去从右看去，排徊难舍的一种风味。所以不叫做低徊趣味，而叫做依依趣味或恋恋趣味也没有什么不可。”这也可以看作……对于由一直线的观察事物，一步步写去的自然派作风的反杭。

此种风趣，贯流于漱石的全部作品之中，稍一留神就可以发见的。更从这低徊趣味联想过去，还有一种非人情的世界，是主张艺术的一境地中，有一种超越了人情的世界。(草枕)可以算是描写这境地的。

(中略)

特别可以注意的是漱石的文章，那是有无比的灵妙，决不是别人所能追随的。第一由他的学问渊博，对于东西文学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是主张技巧的，用丰富的文字，文句也极意修饰变化.再加上轻快洒脱的幽默和顿智机才，自然使他的文章绚烂极目了。(下略)

对夏目漱石的这些看法，决定了该译本的选题。这个选集，实际上只有体现漱石前期的作品特点的一个选本。《伦敦塔》是作者以伦敦留学为题材的游记性的随笔作品，《鸡头序》则是集中表明“余裕”论的一篇散文作品。而《哥儿》则是这个选集的压卷作品。据译者说，翻译《哥儿》这篇小说，主要是起因于章的朋友、翻译家、语言学家方光涛对此书的“不住称扬”。方光涛“说因读此书而下泪，因为想到将来也有做教师的这一种命运”。章克标也强调此书“对于现在中国的教育界，也可以当做一声警钟”。

这一时期夏目漱石的另一位重要的翻译者是崔万秋。1929年，崔万秋将漱石的《草枕》译出，由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草枕》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06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写“我”—一个青年画家—为了躲避俗世的忧烦，寻求“非人情”的美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及在那里的所见所思所闻。严格说来这作品并没有什么情节，说是小说，更象是优美的散文。《草枕》全篇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禅宗哲学老庄思想的色彩，其中有对中国的陶渊明、王维的诗的意境的推崇。因此，中国读者，自有一种会心之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草枕》在中国评价很高。译者崔万秋把《草枕》比喻为”一株美丽馥郁的花”，并说:“我现在大胆地把它移植到中国大陆来，请国人欣赏。但美丽馥郁之花，是否因土质之不同.气候之差异，来到中国而枯萎;是否因好尚之不同，趣味之悬殊，见摒于大陆的人士，这都很难逆料。”但是，事实很快表明译者的担心是多余的。《草枕》在中国，很受欢迎，崔万秋的译本文辞比较流畅，译文也比较准确，得到了当时读书界的肯定，并很快成了畅销书。谢六逸在《<草枕>吟味》(载《茶话集》)中推荐说:“《草枕》在我国已有了崔万秋君的译文，我介绍有志于文艺的人都该拿来一读”。谢六逸认为，《草枕》所表现的“东洋人的情趣”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骚动忙乱和“迫切”的生活中，是有着特殊的风味的。崔万秋的译本出版后，在1930年一年中就出现了两个盗版。一个是上海“美丽书店”的本子，一个是上海“华丽书店”的本子，均署“郭沫若译”。实际上，郭沫若并没有译过《草枕》，这里似乎是“借用”郭沫若的大名。两个本子的文字与崔万秋的译本相同，连译本序都和崔万秋的一样。到了1941年，上海益智书店又出版了李君猛的译本。盗版书和复译本的出现，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草枕》在中国所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此外，在30年代的夏目漱石译介中，《文学论》的翻译也值得一提。漱石文学理论方面也很有造诣，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理论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文学论》(1907)《文学评论》(1909)两种。前者是英国文学评论集，后者是文学概论性质的著作，《文学论》从社会心理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