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_汉时期汉族的形成和发展

《思想战线》1998年第9期秦、汉时期汉族的形成和发展

尤　中

秦朝的统一,使过去的华夏族与吴、越、巴、蜀、楚人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两汉期间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它就是汉族。

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使汉族中的经济趋于统一。

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所有制的统一。东周后半期,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的个人私有制同时并存。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使黔首(按,百姓)自实田”。 即让私人占有土地的地主和农民自动陈报占有土地的实数,按规定交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这就使以土地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在汉族中确立了。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男乐其畴(农业),女修其业(纺织),事各有序。” 这种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秦朝时期确立,两汉时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汉族中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促进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必得刻上这40个字的诏书,以期全国物品计量的划一。战国时期,各国车轨宽窄不一,由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即发生交通滞碍。秦朝规定全国造车均宽六尺,于是一车可以通行全国各地。这些都是为了便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同经济交流。还规定全国范围内货币和土地的计量。黄金称上币,重一镒(二十两);铜钱为下币,重半两。土地面积的计算则规定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这些有关经济方面的措施,促进了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至西汉中期,汉族中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普遍发展起来了,商品经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发达。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的那样:“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又《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桀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汉族的共同经济生活。

“书同文字”是在统一文字的基础上促进了汉族中共同文化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南方的吴、越、楚,西南的巴国和蜀国之间,“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中原的各侯王国地区之间也存在方言和文化生活的地方性差别。周朝在商朝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原华夏族文字,笔划复杂,称为大篆或籀文。春秋中期以后,南方吴、越、楚的文字“鸟书”和“虫书”,又称鸟虫篆、鸟虫籀,是在中原华夏篆书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鸟、虫形美术字,是吴、越、楚人借华夏文字来标自己民族的语言。它接近华夏族文字,但也并不完全等于华夏族的篆、籀文。西南的巴族、蜀族也有自己的文字。秦朝统一之后,李斯订定文字,把中原华夏族的篆、籀文和南方吴、越、楚的鸟、虫书文以及西南的巴、蜀文综合取舍,按同一民族的标准使之规范化,笔划力求简略划一。这种改革规范化了的文字,称为秦篆或小篆。又程邈花了十年的工夫,造成比小篆笔划更为省便的隶书。隶书字形方整,便

于书写,至汉朝时期得到普遍推广,进一步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孔子总结了他以前华夏族的历史文化,他收集鲁、周、宋、杞等中原华夏族的故国文献,整理出《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六经”是华夏族历史文化的总结。孔子在“六经”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创建了儒家学说。战国时期,孟子对孔子创建的儒家学说作了进一步发挥而使之更为完备。秦朝统一之后,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皇宫中仍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传经议政。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邪台石刻说:“圣智仁义,显白道理。”而“仁义”正是儒家学说思想的核心。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董仲舒把儒家的“尊王攘夷”之说发展成为大一统思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展成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在汉族中得到普遍的传播。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大一统当作首要大事,此乃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为了维护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就必得“尊王攘夷”。这种大一统思想把汉族凝结在一起,一些兄弟民族逐步接受了这种思想,不断融入了汉族。此后,汉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多的兄弟民族被吸收加入了汉族。仁、义、礼、智、信则被宣扬和树立为理想的道德风貌,汉民族的精神支柱。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应天。这就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如王莽的《金匮书》、刘秀的《赤伏符》,以及《河图》、《洛书》,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因为经文不能随意改动,为了把儒学神学化,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谶纬之学得以发展和兴盛,被称为“内学”,儒学生徒都要记诵谶纬,对策试文也要引用谶记。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乃立五经博士。不仅在都城设立太学,教授五经,同时也在郡、县设立学校,设置经师。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而汉武帝所尊崇的儒术,乃儒家的今文经学派,当时太学里的五经博士都是传授今文经学的。至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数十篇,都是用汉以前的小篆写的,这些经书称之为“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古文经学。这就引起了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古文学之争,不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且还随着经师源流的不同,传授的方法和对经义的解释也不同,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经今文学派在封建统治集团的扶植之下,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经古文学派则把儒家经典看成是古代的历史资料,按字义解释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造,不用阴阳五行的天变灾异的说法,而是从实际上阐明儒家的道理,提倡实行儒家的道德。西汉平帝时(公元1至5年),王莽为大司马,执掌政权,招其好友刘歆入朝,封为红休侯,掌儒林史卜之官。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为王莽代汉制造理论依据。王莽即以古文经中的《周礼》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古文经得到王莽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