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与建国后知识分子状况看中国高等教育

从民国时期与建国后知识分子状况看中国高等教育
11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任麒杰
作为正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想我们是最有资格评价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的人了，因为我们身处此制度之中，切身感受着这个制度下的一切事与物。

正所谓，当局者清旁观者迷。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想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建国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是非常失败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而在西方国家的著名大学中没有哪一个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败。

民国时期的中国虽然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但是依然诞生了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等国学大师，培养了徐志摩、林徽因、谢婉莹等文坛骄子；在科学方面，也有钱三强、钱学森、童第周等人的星光闪耀。

我们现在的大学有着民国任何一个大学都无法企及的丰富甚至豪华的物质条件，却没有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当我们面对美国的核威胁，面对与苏联的决裂的窘迫时站出来拯救国家的是邓稼先，是钱学森这些民国的“遗老遗少”。

自国家在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获得此奖项的20位科学家中，有15位毕业于1951年之前，最近两届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更是高悬于庙堂之上，无人问鼎。

为什么从明亮的教室中走出来清华“骄子”，却不及蜷缩于防空洞中的联大“病夫”；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开不出民国那样璀璨的花朵。

当今社会文化的黯淡让我们的自豪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上！
是什么支撑王国维、陈寅恪在民国的战火纷飞下仍能安心于书海；是什么让徐志摩、谢婉莹身处硝烟弥漫的中华大地却依然醉心于诗词歌赋；是什么让钱学森、童第周即使身处异域依然能求索真理，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著作《全球通史》中这样说道：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

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

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黑暗腐朽的专制主义统治，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不彻底性，社会陷入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然而也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空间。

动荡却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让思想的藤蔓可以尽情伸展，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这根藤蔓源源不断的提供着充足的养分，社会对文化的包容与敬仰也让知识分子可以重享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气氛。

军阀们虽然勾心斗角，四处征伐，但对知识与文化的敬仰之心却使他们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无论在物质上
还是精神上。

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一个社会集团的文化的发展在于它能够与其他社会集团的文化进行全面、深入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学习优点、借鉴经验。

而文化交流的前提就是文化的自由。

没有自由的文化和被人操控的傀儡没什么差别，处处受制于人，即使有交流也是代表着其背后的操控着或限制其自由的势力的利益。

这种交流对文化发展是毫无意义的。

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中国文化便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其后也曾有过一些小高潮，但同民国时期相比不过是海中浪花罢了。

究其原因，共产党对文化的专制是限制中华文化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共产党，无论世界上的还是中国的，都有着悠久的文化宣传历史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主义的思想。

这些特质在建国后特别是1958年“反右”运动以后，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身上逐步扩大甚至演变为一种狂热，狂热的的宣传红色文化，盲目的排斥其他的文化思想。

共产党在中国掀起的红色狂潮严重压缩了真正的中华文化的生存空间。

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得到的自由空间被一种并不陌生的强力所侵占，知识分子的健康人格和自由灵魂被锋利的国家意志所切割，变得七零八碎，精神上的创造力也随之萎缩。

以文学界为例，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等人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大师，但是有几个人在建国之后还有像《雷雨》《激流三部曲》那样传世经典问世呢？我们的科学事业也基本陷入停滞，仅仅是靠邓稼先、钱学森等海
归华人和民国“遗老”以及苏联人的支持勉强维持。

虽然那个狂热的年代已经过去，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遍了大江南北，但是政府在文化上的专制措施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那个年代在民族灵魂上留下的创痛依然难以愈合，我们的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北京大学成立于1898年，但是真正发展是在1916年12月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贯彻其中。

当时的北大既有捍卫东方文化的辜鸿铭，又有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陈独秀、李大钊；既有笔锋犀利的鲁迅，又有保皇派的王国维。

不同的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不同的风格营造了共同的求知的学术气氛，学生们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越来越多，北大很快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成为了一所知名的学府。

看看眼下的北大，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学术能力远不及香港科技大学——一所建校仅二十年的大学，校风日下，当年的辉煌荡然无存。

再来看我们的对手日本，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的办学宗旨的精髓就是“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的国民”。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二战的废墟中迅速的再次崛起其在教育的成就是重要原因。

日本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民族，文化上的开放交流让他们的学生能够拥有远比中国学生多得多的与外界交流学习的机会，日本人的创新能力也远在我们之上也是由此引起。

是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吗？当然不是，文化的专制让我们的学生成为了井底之蛙，是去了拓展视野的机会；文化的专制让我们的思想界
成为一潭死水，散发着官本位思想的臭气。

大学是一个国家思想界的代表，而思想界则是国家的灵魂！灵魂从一开始就不健全，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叫喊复兴中华；我们那什么捍卫自己的国家：我们该怎样面对那些为国家流血牺牲的烈士们！
决定大学质量的不是历史和其他硬件条件，是管理制度和办学宗旨，如果我们不能总根本上废除文化专制，建立学术自由的大学，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而失去人才的支撑，我们的民族可真就要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