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赏析

《受戒》赏析
2014年2月28日
本文叙述者意欲向读者叙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奇异的人情风俗及其人群的生活方式。

首先，故事的行为“空间”——“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

“庵赵庄”这一符码，指称着两重涵义：庄上大都姓赵，庄上有一个庵。

庄以族为名，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聚居的一种反映；庄以庵名，则可见这座小小的菩提庵对庄上人家的重要性。

“出和尚”便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

和尚象征着佛教，象征着信仰。

“出家”当和尚意味着接受某些特定的“禁止”、契约规束。

正是这些“禁止”、契约规定了和尚是不同于常人的、是“非常人”。

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和尚正是“不同的人”，是异己的“他者”。

但本文向读者叙述的、明子家乡的和尚则几无“他者化”的特征，和尚的生活几与常人无别。

一个人出家当和尚，接受的“禁止”规约还没有获得的“自由”多。

当和尚可以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都管饭；一是可以攒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

有许多人出家当和尚好像正是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几无信仰方面的需求。

明子正是这样的。

而要当上和尚却不容易，必须得是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还要聪明记性好。

在这一处地方，和尚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处，只是和尚必须烧戒，需要做法事，而做法事却是要收钱的。

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似乎也就止于放焰口。

宗教与信仰已经充分地融进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资源构成的文化整合体中去。

换句话说，佛教已被本土化、具体化为“当地”的宗教。

信仰变成了当地人独特的信仰，和尚也是当地人特有的。

在这一层面上看，小说本文表述的深厚内涵正是这种外来的宗教资源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时、对抗以后的一种结果：宗教被接受，但是被消解式地接受，即被“本土化”，被本土文化所扭曲变形、整合吸收。

印度的佛教被本土化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佛教。

中国佛教又分南、北二宗。

北宗恪守教义，谨行教规，主张通过苦行修炼彻悟“佛性”，寻求超脱。

南宗教派则认为人人心中皆存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通向“彻悟”、“佛”的道路上，人人是平等的。

这一教派并不苛求形式上的清心禁欲，苦行修练，而着重于精神灵魂上的启蒙、顿悟。

这种教义的盛行，与南方市民经济的普遍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

经济的发达引导的是生活上的享受需要，引导的是世俗化的生活方式。

佛教为了赢得信仰，赢得信众，不得不向这些世俗的需求妥协，甚至刻意迎合这些世俗的需要。

在明子的家乡，佛教的“代言人”和尚除了念经、做法事，着僧衣、剃光头受烧戒之外，似乎并无严厉的教义约束。

这一群貌似摆脱尘俗、超然世外的和尚居然同“俗人”一样地生活，这是令读者惊
奇的。

谁的家里兄弟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

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

在这片区域，和尚被视为同箍桶的、弹棉花的、花匠、婊子一样，是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物质的而非精神信仰的生存方式。

和尚们一样地娶妻养子，打牌赌博，唱山歌小调，一样地杀猪吃肉。

他们吃肉也不瞒人，杀猪就在寺庙的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是宰杀之前要很庄重地念一道“往生咒”，为杀生搜寻一些经典依据而已。

在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即使是在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焰口时，和尚们也像玩杂耍似的。

年轻的和尚则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私奔失踪。

“禁止”规约的淡化或隐匿，使这一群本应寻求灵魂超脱的和尚，也同样依恋着世俗化的生活，他们一面浸淫于经验的、体验的世界中，过着“俗人”的生活，享受着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欢乐与愉悦，一面追求着超验的宗教理想，皈依于一种执著的信仰。

恰似身在淤泥之中而求自洁其身，这些和尚试图寻求生活享受与超越追求的统一，现实与来世的统一。

正如废名的那首诗《海》所抒写的：海，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每一个人（包括和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途径接近或达到“大彻大悟”——佛自身。

明子与所有已经成为和尚的男子一样，并不刻意压抑自己本性的发展，恰恰相反，他正是顺从着人性的自然成长，追随着人性要求的召唤，在世俗/脱俗（超俗）的浑融一体中，不断地成长着。

叙述者想向隐含读者暗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从世俗中逃遁、解脱未必要脱离现实，远隔尘世。

尘世之中自然的人生、透明的人性是可以与天、与大自然、与佛相通的。

人性的自然舒展、欲望的适当满足乃是获取宗教超脱的条件与补充。

相当有趣的是叙述者对于“荸荠庵”这个名称的解释。

这个庵本来叫菩提庵，是富于佛教意味的，但“俗人”们把它叫讹了，叫成了荸荠庵。

这一讹称很具隐喻涵义，它代表着一种民间化的、世俗化的“阐释”（对佛教的解读）。

庵里的和尚也接受了这种“俗称”。

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有意的“省略”或“忘怀”。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是俗人约定俗成的想法，可是荸荠庵住的却是和尚。

这一看似荒谬的事实说明这里的和尚对于名份、形式是看轻的。

而当地的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这正好印证了和尚的俗人化与宗教的世俗化。

这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阅读期待中和尚与佛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

本文的主题是明子到善因寺去烧戒疤。

受戒是出家当和尚的一种正式仪式，是一种很庄重的“典礼”。

这一庄严的仪式在小英子看来无异于活受罪，无异于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好好的头皮上烧八个洞，那不疼死啦？”然而小明子对这种仪式却不能不接受，尽管它确实违背了自然的人性，但是“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
逢寺挂搭”，而不受戒只能是野和尚，小明子的心里已经能够理解受戒这一形式对于和尚的必要性。

和尚虽几与常人无异，但和尚之所以是和尚，因为他必须会做法事，而他首先必须接受烧戒。

但这对纯真少年看来，受戒并不是痛苦，它只是领取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它只是“出家”“当和尚”的“入门仪式”。

受戒这一抽象、空洞的能指符号是没有所指内容的。

外表庄严的善因寺是“禁止喧哗”的，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

和尚们都在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但是小英子却不顾这些“禁止”，大声冲着正在吃粥的明子打招呼，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由此可见，尽管有禁令，有规约，但它们是宽松的，是可以被打破的。

打破“禁止”并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造成损害。

所有被接受的规约乃是自然形成、顺乎人性的。

它们对于“破坏者”不是惩罚，而是采取一种兼容的、接纳的姿态。

正如荸荠庵山门上的那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事”。

所意谓的“当地”的佛教信仰的基本的内涵就在于此。

——“出家”是自愿的，超脱是人人皆能行之有效的。

佛性自然，人人心中皆有佛在，这是一种本土化的宗教信条，就像荸荠庵另一副对联所透露的玄机：“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
小英子这一少女代表的是与和尚对立的“俗人”的代码，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俗人对于宗教皈依的巨大解构力量。

小英子保存着最为自然的本性——透明的性情，由这一带清秀山水培养起来的水一般的阴柔性情。

她有着本乎自然的欲望，纯真的情爱。

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焦虑或受压抑的阴影。

她的焦虑与欲望被掩藏或装饰了起来，恰如那一片密密的芦苇荡子。

小英子生存的空间是桃源式的环境。

这一片空间里的人，与自然是充分混溶的。

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忌讳”的约束。

小英子初次见到明子，就很自然地把半个莲蓬扔给他吃，以后就熟如一家人，明子也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母亲斥责明子时，径直叫他“儿子”，后来干脆把他认作了干儿子。

明子帮着小英子姐妹画绣花，帮着做田里的农活，一起踩水，一起采荸荠……“男女授受不亲”的秩序被彻底打破了，少男少女在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里滋养起了一种最自然的相互依恋的情感。

明子在善因寺受完戒，小英子驾船去接他。

她不让明子将来去当方丈，也不要他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

小英子接着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要给他做老婆，已当上和尚的明子眼睛睁得鼓鼓的，答应了。

在这里，性爱被表述为一种如水一般流淌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本文自始至终渲染的这种古朴淳厚的民风得到了升华与深化。

“受戒”与“情爱”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命题在这里奇特地统一起来了。

作者汪曾祺在本文结束后署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一简单的“注脚”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篇“次本文”。

“次本文”也可以称为“第二本文”，是与“正式本文”（“正文”）平行存在的、对其进行“解构”说明的另一本文。

正如《狂人日记》序言（以文言写成）对于“正文”（以白话写成）是一个“次本文”
一样，汪曾祺在“正文”之后的这一说明，实际上“解构”了本文所提供的可能解释或表述。

这一“次本文”意味着：本文所表述的可能只是一场梦觉，只是真实作者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境界”（一个“理想国”），它或许存在过，但已经永逝不复返了。

1980年的作者在“当下”借助语言构筑的这一“话语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操练，试图“复活过去”、“重返旧时光”的一次想象性的努力。

“次本文”也可能说明了真实作者跟当年居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马克·吐温梦想成为一名水手一样，梦想追寻一种理想意境中的人们的生活。

然而，梦既无从寻觅，唯有诉诸语言的想象才可能是真实的，于是《受戒》这一文本的产生，其全部用意似乎都在于圆满作者的那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