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大数据分析报告

关于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大数据分析报告
目录
前言 (1)
一、导致该罪的事由 (3)
二、犯罪主体 (4)
三、案件的地域分布及检察院层级 (5)
四、案由 (6)
五、处理年份 (6)
六、文书类型 (7)
七、不起诉的原因 (7)
总结 (9)
前言
此份数据报告系2018年笔者在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担任实习律师的一份工作成果，在我所主任刘德文律师、副主任罗秋林律师的指导下完成，大数据及可视化技术的学习和运用得到了我所姚茜律师的指导与帮助。

该份大数据的采集与总结历时两周，在此期间，笔者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了深刻印象。

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明晰了此类案件如作出不起诉决定，一般出自哪些原因。

本报告所依据的数据的获取途径是网络，案件类型为刑事案件，时间截取为2015年-2018年5月，搜索关键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文件类型为“不起诉决定书”，共有90个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之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数据报告制作人：龙嘉佳）
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仍然有对方转移、隐匿财产，恶意拖欠，拒不履行的风险。

民事诉讼97%
刑事诉讼0%
行政诉讼
3%
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
在这97%的民事纠纷中，民间借贷纠纷最易触发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合同纠纷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

二、犯罪主体
本罪主体是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

本罪客体是司法机关的
正常活动。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抗拒执行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者裁定。

那么，在犯罪主体方面，该罪又存在怎样的特征呢？
根据图标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犯此罪的人以男性居多，而就职业来看，以
男89%
女
11%
犯罪主体的性别
1
1
38
12
18
12
7
商人为首，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事行为增加，而从事商事行为的人以男性为主所致。

三、案件的地域分布及检察院层级
本次统计的案件数据由全省各地不同层级的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案件的地域分布检察院层级分布情况如下：
以上两个数据图很清晰的显示，除了湘西地区，该类案件分布于湖南多个地
基层人民检察院
99%
市人民检察院
1%
省人民检察院
0%
检察院级别
市县乡，且多由基层人民检察院审查并作出处理，很少涉及到高级人民检察院。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该类刑事案件多是源自民事纠纷，由基层检察院审查更为方便快捷。

四、案由
案由，是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概括后形成的案件名称。

该类案件的案由情况如下图所示：
该数据显示，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为案由的情况更多。

五、处理年份
此次数据的统计时间为2015年至2018年5月，该类案件的处理时间分布如下图所示：
从数据图中可以看出，2015年至2018年间，2016年和2017年为该类案件的高发期，但根据笔者的估测，2018年的案发率将高于2017年，原因有三：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商事行为进一步增多，合同的订立也越来越多，违约与侵权行为的出现，势必导致诉讼量增加，加大这一类案件发生的几率，同时，诚信水平的提高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差距也增加了该罪发生的盖然性；2、我国构建法治社会已有一定成效，国民的法律知识得到提高，维权意识增强；3、2018年还未过半，我省已有13起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案件。

六、文书类型
与不起诉决定相对应的文书为《不起诉决定书》，根据调查数据显示，90个案件中，仅有一个案件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有被害人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七、不起诉的原因
根据数据显示，在90份《不起诉决定书》当中，情节轻微或得到谅解以及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不起诉的两个重要原因，具体数据如下图所示：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一份《不起诉决定书》的不起诉原因是“由于文书未送达而导致当事人客观不能执行判决书的判项”，这说明法院在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也是诱因之一。

在笔者看来，由于此类案件多源于民事纠纷，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多是由于客观不能，而非主观不愿，因此当事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都较小。

根据数据显示，很多当事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情况，但在案发后几乎都有较好的认罪态度并积极履行义务以求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令笔者有所担心的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而不起诉的案例，事实不清，并不能说明事实不存在，不能否认有“老赖”的存在，证据不足，极有可能是由于被害人或者司法机关未能及时固定证据，或者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反侦察能力强，从而导致被执行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

总结
拒执罪的追诉程序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等拒执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收集证据、整理材料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拒执案件的证据收集由行使执行权的主体——人民法院承担。

法院不行使侦查权，没有相应的专业物质装备，不具备收集证据的专长，从技术层面上也难以操作, 因为拒执行为通常比较复杂, 没有侦查权的法院要收集证据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在是勉为其难。

可见，让法院承担拒执案件证据收集责任似乎是“赶鸭子上架”。

特别是通过转移、隐匿财产实施的拒执行为、被执行人逃跑而去向不明的拒执案，法院收集证据、固定证据更是难上加难！行为类案件执行中如何证明被执行人有能力而拒不执行则难度更大。

现行法律对拒执罪设置的追诉模式实际上是将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举证责任、侦查责任都转移到了法院执行阶段。

取证难迫使法院不用或少用该罪，束缚了该罪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应发挥的震慑作用。

从立法意图上看,设立该罪名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解决长期困扰法院工作的“执行难”问题。

该罪名设立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被执行人,促使其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作用,成为执行人员依法强制执行、破解“执行难”的一件利器。

然而,由于规定概括、程序繁琐、可操作性不强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实际运用往往并不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使这一罪名处于尴尬状态。

为解决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8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司法解释》）,对该条文的具体适用范围作了司法解释。

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2002年《立法解释》）,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了量化和解释。

上述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打击拒不执行行为提供了有力依据,有力地威慑了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

然而,上述相关解释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检、法三部门在追究拒执罪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如何相互配合、制约和监督等程序问题,其可操作性亦无改善。

纵观上述历程可知,我国关于拒执罪的刑事立法,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

尽管如此,从本罪的犯罪构成及诉讼程序上分析,本罪在主客体范围上仍不全面、追诉程序和处断上仍有不足之处,尚难以解决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十分必要对其进一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