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高雅的中国古代文房用具

□春拍之前

清新高雅的中国古代文房用具

徐平

2006年6月3日上午9时30分，中国嘉德2006春季拍卖会“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将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行。此次专拍是继2003年秋季“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所藏文房器具空前成功后的又一重点专拍，囊括竹雕、犀角、砚台、漆器、铜器、紫檀、黄花梨等各类文房名品将近120件。

翦淞阁主人寓居上海18年，来往于两岸三地，多次在纽约、伦敦及香港等地举办专题展览，致力于研究和弘扬中国文房器具以及中国文人的审美品味。所藏文房器的特色，除了高雅的文人品味外，名家名品也是这批收藏的特别之处。拍品中包括刻竹高手顾珏、吴之阣、周芷岩、王梅邻等人的作品；砚台则有杨龙石、卢葵生、陈端友等拍品。明清文人对于文房雅玩一向乐此不疲更不吝于利用文房展现个人品味，拍品中参与设计或作铭文的文人还有著名学者、画家如：张廷济、郭频伽、张鹏觘、孙漱石、张熊、六舟和尚等的难得作品。下文特将中国特有，并且独步世界的文房用具搭配专场拍品，作一介绍。

文房用具之沿革:

文房用具是指文人作息攻读的场所中，可供受用鉴赏及陈设布置的古物、奇器。其之真正发展始于宋代的文人团体；当时的国策重文抑武，崇儒尚学，文仕阶层因而受到社会普遍的敬重。而中国文士特有自高自重的

意识，加上倾向老庄哲学的适性自然、超凡脱俗，并讲才情、风雅气韵的精致生活态度，及提倡简单闲淡中孕含深远无穷之韵味的美学论点，使得所倡导的艺

术理论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深远。其中所蕴含之对“物”之应然或已然的美的要求，及生活美学的理论，殆可与其它文人艺术活动，如诗词、书法、绘画等相提并论。因此不仅树立了文房器物品评的准则，开创了文房艺术的概念，更指导了文房器物的制作、使用与欣赏的方向，终于成就了举世无双、中国独有的“文房艺术”。

■ lot 1595

明中期 鎏金铺兽首衔环钵盂式铜炉 尺 寸： 高 14.6cm

估 价： RMB 1,200,000—1,500,000

■ lot 1564

清乾隆 紫檀三镶玉嵌金银御题诗如意 尺 寸：高 39cm

估 价：RMB 2,800,000 — 3,800,00

■ lot 1594

清康熙二十六年吴之阣制秋松观弈图竹笔筒

尺寸：高 16.8cm

估价：RMB 1,200,000—1,500,000 ■ lot 1512

明晚期苍龙教子图犀角杯

尺寸：高 7cm

估价：RMB 400,000—600,000

■ lot 1583

明晚期张希黄制竹留青野渡横舟图臂

搁

尺寸：高 23cm

估价：RMB 1,000,000—1,500,000

明代中期，商业及手工业蓬勃发展，民间经济成长盛况空前；宋代文人所提倡的文房艺术，在此时终于获得了更强烈的回响。热衷此道的，除了传衍及蔓延“复古主义”美学的文人雅士外，新兴的商人阶层与深宫内苑的帝王也争相附流风尚，文人式的用器不再专属文人团体，所谓文人品味也普遍地主宰当时工艺的造型、质材及装饰的风格。因此扩充了文房艺术的范围及品味，同时也促进了明清工艺美术的跃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三朝帝王皆具学养，喜好艺术，并奖励工艺美术的创作。宫廷的作坊设备不但完善加上与外廷督造的供御用器相结合，并征昭各地技艺高超的良匠入值造办处，令不同工艺相互竞技交流，激荡出崭新的艺术风格，故此时的文房工艺精品以宫廷制作的为最大宗。然而与“宫廷文房器物”并行交织的“文人文房器物”，也在此际绽放光芒；明清易祚的年代，文士们经历了丧国之痛，多数人选择了绝意仕途隐山林，借着文艺创作，寓情抒怀，倾心于文房艺术，自娱寄乐。文房器物的造形与缀饰也附和文人的审美品味：即尚古的情趣，诗意的构景，宁静清幽的欣赏境界，以及适当的烘托出天然质地及色泽的雅致，用平凡朴素的竹、木、土、石傲视华丽高贵的金、玉、珠、犀。清代道光朝，鸦片战争一役，清军惨败，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从此国势萎靡不振；内廷亦无暇关心工艺美术的发展，逐渐步趋凋零与衰落的局面。随着五口通商的贸易协议，西方列强输入了大量的西洋工艺商品，其新颖淫巧的美术面貌，迎合了民间闭塞与好奇的市场需求，西风东渐，蔚为时尚，严重的冲击着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流通，纵然此时尚有几位才华洋溢的工艺美术家，但也仅是凤毛麟角，无力支撑大厦将倾的危机；颓败与式微终成晚清工艺美术的脚注。

■ lot 1581

清嘉庆六年王梅邻制载鹤泛舟图竹笔筒尺寸：高 14.5cm

估价：RMB 500,000 —700,000 ■ lot 1513

清道光陈国治制池上篇图雕瓷笔筒高

尺寸：高 17cm

估价：RMB 400,000 —600,000

■ lot 1522

清初松花石双清图砚屏

尺寸：高 33.2cm

估价：RMB 480,000—680,000

文人与巧匠的交流:

文房工艺美术包含设计与施作两种主要元素，亦同时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特质，因此文人雅士与能工巧匠间的互动关系十分重要。一方面良匠提供文士以精善的工艺，另一方面文士为突显其不俗品味而提供设计巧思，两者之间互相过从，良匠常凭其高超技术而获“艺而近乎道”的尊重。诚如晚明文坛盟主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述：“今日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壁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身怀一技之长的工匠能手不再仅是无名的加工者，不但能获得高额的报酬，甚至能与缙绅之士分庭抗礼，其地位的提升益增世人对技艺的尊重。而工艺美术家的学养及品味的文人化，以及与文人交游间所获得的观念提升，也常令良匠的创作有所启发及提升。文房器物时有文人士大夫参与设计和定制，作品完成后再请文人品评，赋诗制文褒评宣传；因此成为工艺美术家逐名的重要推手，也对工艺技术的保存与传衍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中，竹刻艺术与紫砂陶艺与文人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两大品类由于主要供文士清玩为主，因此有士人为其谱录传世，故留名艺坛的匠氏最多。其原料不过是竹材与泥料，而作品的身价则“与古铜玉、宋瓷诸器并重”，“上者与金玉等价”，盖因其具备中国人最推崇及追求的“文人的品味”：用文人最向往的天然的素材，点石成金的幻化成一件件清爽、奇逸、隽永、精简、巧、自然，以及趣与淡、与可思的作品。正是这些韵味是文人雅趣最难以琢磨，且最深刻的精义所在。因此这些能延入文人书房殿堂，又得文人竞相宝爱的绝顶雅品，其身价自然与金玉相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