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与文化下移

礼崩乐坏与文化下移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摘要：每一个时期的音乐变化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即：这一时期的文化变革。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无论是音乐现象还是音乐思想学说，实是继承三代文明和开创秦汉以后文明的伟大的转折时代。

关键词：音乐礼乐春秋战国

自周取代商殷以来，这个来自黄土高原的统治者，一面恢复生产，另一面兴正礼乐。礼用以别尊卑，乐用以和人心，两者相辅相成，建立起一套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音乐被广泛的等级化了，其实，纵观整个中国史，文化总是服务于政治的，音乐自是不能例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西周的礼乐制度，这种服务于政治而并非音乐的制度。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在《礼记》和《论语》中找到很多相关记载，例如，“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也就是说天子可以四面悬挂钟磬，诸侯则享用三面悬挂之规格，卿和大夫可以享用两面排列，士只允许排列一面。这种“乐悬”制度等级规格，也是完全由森严的宗法制度所决定的。

进入春秋战国以来，我国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随着周天子实际权力的丢失，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化上，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礼崩乐坏”。礼乐制度的作用正在慢慢减弱，旧有的音乐等级制度失去了约束力，世俗新乐兴起，各国间乐工流动，音乐文化交流增多。

例如，王子朝奔楚，使周人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朝，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这是我国先秦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迁徙活动。春秋时期的文化下移，不仅表现在王室的百官散到各诸

侯国，也反映在各诸侯国之间乐工的迁移交流。再比如说，“八佾舞于庭”这个典故，西周音乐的等级化具体体现在享用乐舞规模的区分上。鲁国的大夫季桓子在自己的庭院里演出天子方能享用的“八佾之舞”，违背了礼的规定，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舞于庭”同时说明在一些人心中，“天子之乐”并不是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这实在是观念形态上的巨大变化。“声淫及商，何也？”商民族的音乐全用五声，“商音”是其特有的音阶骨干音，而周民族则坚持本民族的审美习俗，不用商音，呈现出“五声缺商”的现象。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竟然夹杂进来敌对民族商民族特有的“商”音，在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大武》的音乐也被异引起了孔子的愤慨。这事实表明，在西周奴隶制社会趋向崩溃之际，即使民族之间政治上的对立也阻挡不了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周王朝已经失去控制上层建筑的权力。“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晏子春秋》记载了齐景公夜听新声而不朝的事，齐宣王也说：“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郑卫之音”的问世，起到了加速“礼崩乐坏”进程的作用，这股迎合封建时代需要而兴起的文化潮流，在长达四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席卷了各诸侯国的宫廷之间，形成中国音乐史上空前繁荣的景象。

据有关学者的论述，中华文化夏商巫风巫术兴盛，而周代“制礼作乐”的“礼乐”，实很大程度上还是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等神灵的神秘主义之礼乐文化；而周的“礼乐崩坏”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进入，实际上是理性主义浪潮下神性、神道、神德、神权的衰颓和人性、人道、人德、人权的兴起。儒家、儒学起源祭祀，春秋儒学集大成者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实是一位否定神秘主义的理性主义者，

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天下业已“礼乐崩坏”，而他所建立的情感理性主义之“仁学”则力图嫁接“周礼”的外衣（去神秘主义）以恢复或振兴他所崇尚的“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西周礼乐文化。

所以说，中华三代的文明是礼乐文明，而春秋战国理性主义较量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的时候，理性主义扩张以及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就相应颓退，原来与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胶合在一起的“礼乐”自然也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儒家或孔子的儒学，就是要转生三代文化的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而继续礼乐文明的华采形式与仁爱内核（天人之际的敬畏到人我之际的恭爱），将其神秘而敬畏天物的神道情感主义导入理性而恭敬的人道情感主义。古话说“礼仪之邦”、“礼乐兴邦”，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无论是音乐现象还是音乐思想学说，实是继承三代文明和开创秦汉以后文明的伟大的转折时代。

参考资料：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9.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