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参考资料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
摘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其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历史的原貌，保存了我国春秋时期丰富的礼乐文化资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礼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左传》；礼崩乐坏；实质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基本上如实地记录并呈现了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的现状。《左传》把礼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其重礼思想贯穿始终。《左传》“礼”字一共讲了462次，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1](p16)
春秋处于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肇始的乾坤板荡，使周公等苦心孤诣建立的社会秩序也分崩离析。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天子失威，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便是这个动荡年代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评价出自孔子，然而，当初孔子所言的“礼崩乐坏”指的是诸侯与士大夫的僭越，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其实所谓的“礼崩乐坏”，是指这一时期礼乐文化表现形式由宫廷走向世俗的过程。世俗化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渎神，包括对天子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浅近多元的表达了人的欲望和要求，体现了礼乐文化的进步性和时代性。本文拟从“礼崩乐坏”在《左传》中的几个主要表现方面来加以论述：。
《僖公二十七年》
（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榖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武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邵毅将中军。
可以看出当时即使是统领三军的元帅也必须精于诗书礼乐，文武兼备。
春秋时期，无论是在各国外交还是各种活动中“赋诗”都是必不可缺的一项能力要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燕飨赋诗的记载，当时尚非深入诗书之教的人是不敢在燕飨场合出现的。如晋文公流亡至秦与秦伯相会的事情就是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但即使是这样的“礼乐文化”在上层贵族、卿大夫中的缺失也是无以复加的。《左传》中记载了许多因不懂诗、不懂礼而闹出笑话的例子：《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鲁大夫叔孙穆子很看不起这位生活腐化而又“服美不称”的齐国大夫庆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就把他比作大老鼠，咒骂他：“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然而这位庆封大夫似乎对此并没有知其意。《昭公十二年》宋国大夫华定出访鲁国目的是想与鲁国重修旧好。鲁昭公“享之”“为赋”《小雅·寥萧》以喻双方能够以兄弟之谊相待。但华定不明白昭公的意思，也无以答对。昭公对此极为不悦，事后对其大夫们说道：“必亡”。[2](p1332)
一、“王官之学”的废坠
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天子失势。《左传》中有周天子派使者到鲁国“求金”、“求赙”、“求车”的记载，周室之困窘已很显然。各诸侯国也由开始的尊王发展到后来的“政由方伯”。春秋后期诸侯国也步了周天子的后尘，“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在卿大夫内部也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家臣专政”的现象，如鲁国三桓，晋国三家，田氏代姜等。宗法分封制严重动摇使西周时的整套的礼乐制度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士这一新兴阶层也应时而生。《昭公三年》叔向论晋国公室和贵族衰落的情况：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政权的变动是很剧烈的。中国古代传统的贵族教育“学在官府”，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教育是贵族子弟不可或缺的教育。而“春秋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而同时也是最高阶段。春秋时代一方面是所谓‘礼崩乐坏’，一方面却又是礼乐愈益繁褥。”[3](p24)春秋时的贵族卿大夫并没有文武的截然区分而更多的是文武结合。如：
叔向谈到晋国公室，也是一片“末世”的景象，政事在私，百姓困，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家沦为了低贱的吏役，公室凋零。
《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赵简子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而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姓之后于今为庶。主所知也。”[2]（p1520）
自古以来，奉祀社稷的不一定是某姓某氏的人，国君臣子的位子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尊卑荣辱、昌盛衰落，并没有定数。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2]（p1236-1237）
西周时“学在官府”，有专门教授和掌管礼乐文化事宜的官员，如史伯师祝之类，他们为王室充当顾问，官职世袭，是西周各项礼制实施的关键所在。但春秋时期王室式微，这些掌礼的官员逐渐从王室流入各诸侯国，或直接流散民间。贵族们大多已不习礼文。《昭公三年》记载郑国游吉到晋国参加少姜的葬礼，晋大夫梁丙责备其不合礼数。子大叔感慨了一番古今朝、会、弔丧礼数的巨大变化，道出其不得己的苦衷。同时在场的晋国大夫张越的反应是“善哉，吾得闻次数也!”可见，他不仅不懂得这套礼制，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又，《宣公十六年》晋大夫随会到周王室聘问，周定王用肴烝之礼招待他。随会不明白为什么就悄悄问相礼的原公，被定王听到就为他讲解了一番燕飨之礼。《昭公十五年》晋国派荀砾到周王室参加葬礼，以籍谈为助手。籍谈的祖上主管典籍，官职世代相传。在周王举行的宴会上，周王谈到“礼”和晋国的历史，荀砾不知，籍谈也不知。周王于是批评籍谈“数典而忘其祖”。籍谈回去之后向叔向讲这件事，叔向反批评周王不知礼。因为周王室一年之内丧两人，按礼周王当服三年之丧，可他却举行了宴会。《文公十五年》鲁国的孟禧子出访，居然连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想以季氏长期僭于公室为由杀掉季氏，和子家驹商量。子家驹竟然答道：“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并指责鲁国所行之礼都是天子之礼。童书业先生在其《春秋左传研究》中专门列“春秋时之学问”一节，他说”春秋时典籍并不多，从《左传》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贵族多不学无术，而所谓‘王官之学’亦几废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