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的酒文化

竹林七贤的酒文化

魏晋时期是个充满动乱、专制黑暗的时期，同时又是文学自觉、人性复苏、个性张扬的时期。由于司马氏专权，借名教铢除异己，使一批文人学士隐逸韬晦，或用不同方式独抒机心，以不满于现实。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们洒脱狂放，经常聚在一起肆意酣畅。酒是他们精神的寄托，是他们浪漫洒脱的工具。他们与酒有一段不的不说的故事。

刘伶

刘伶是传说七贤中最好酒的。其大作《酒德颂》，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惺忪醉意。“行无辙迹，居无宝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关于刘伶喝酒故事很多。如刘伶常乘鹿车漫游，车中无物，唯有一大壶酒，车后童仆肩扛锸随之，刘伶对童仆说：“我走到哪儿，醉到哪儿，死了就挖个坑把我埋了。”酒占据了刘伶全部生活，以至其妻不忍其乱醉，乃尽毁酒具，泼其酒，刘伶乃道：“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誓耳，便可具酒肉。”其妻信以为真，乃摆酒肉以告，刘伶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乃饮酒吃肉，隗然复醉，堪称标准之酒徒。刘伶的嗜酒如命除了从酒中获得欢愉之感外，更主要的是以酒作为抗争现实的武器。追求的是自由自在，个性旷达，以酒为乐的人物。而痛恨的是所谓“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的虚伪作态。南朝颜延之在《五君咏•刘参军》中说刘伶：“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非常真实地说明了刘伶以嗜酒荒放与礼法名教相抗衡的事实。

嵇康

嵇康是七贤中比较出名的一位。嵇康资质聪慧，博洽多闻，且天性高亮。其为人风度翩翩，潇洒脱俗，为当时人所仰慕：“嵇叔夜之为人也，严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好喝酒并且酒量很大，以至时人以“玉山将崩”喻之。

嵇康与魏室有姻亲关系，是曹操之子曹休的孙女婿。司马氏篡权后，嵇康对魏室的同情也无可厚非，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心中理想的破灭。家世儒学的嵇康对儒家仁爱忠恕之道理想的信笃被司马氏借名教旗号铢除异己的卑鄙的黑暗现实所践踏，以至喜怒不显于色的他孤愤、抗争。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并非真得与山涛断交，而是借此向世人渲泻自己积年的愤懑，极度讽刺那虚伪的礼教。与此同时了也进一步表白自己：“至性达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愿意：“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足矣。”饮酒过度，以酒慰平生，实则是嵇康誓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追求个性精神独立，寄托理想，消除苦愁的方式，因为他的内心的愤恨、痛苦在酒的外在形式中得以消释了。

阮籍

阮籍家世儒学，代有名宦，八岁即能属文，且容貌超群，志气弘放，任性不羁。并且嗜酒如命，曾为了逃避司马氏的政治迫害，大醉六十日。

阮的籍理想与残酷现实有着巨大差异，以至阮籍以不同于常情的行为，只能借助酒的形式以抒发其深沉地苦闷与不平。阮籍性情至孝，其母去世，乃饮酒一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其母归葬，饮二斗洒，与母诀别；有客吊唁，散发箕踞，醉而直视。邻家有一少女美丽

可爱，当垆沽酒，阮籍前往饮洒，醉而卧于少妇之侧；兵家之女才貌双全，未婚而夭，阮籍与之无亲，乃携酒哭而拜祭；司马昭欲为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乃大醉六十日，使之无暇言之。阮籍的生活中处处有酒，处处要酒。酒在他那儿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消遣的玩意，更成为了政治的工具。

阮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的适性放旷与叔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酒的依赖虽略有不足。但仍是嗜酒之徒。他常常饮酒不用杯觞斟酌，而以大盆置酒，众人围成一圈，相向酣饮。一次，一群猪闻到酒香也来共饮，阮咸不但没将猪赶走，反而来个人猪共饮，其荒放可谓达到极点。这种放浪不羁地对个性、个体的肯定，正是对虚假名教，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

山涛、向秀、王戎

这三人虽也经常与七贤一起喝酒，但他们名气没以上几名大，对酒的痴狂程度也不及其他几位深。但也仍然是嗜酒之徒，只是可惜他们与酒的故事流传的不多，难以成文。

竹林七贤个性，才情，出身的家世及其与世俗的牵连，各有其历史及生活世界，却面对共同的政治境遇和时代困境。《世语·任诞》有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虽然，他们共同感受到时光飘忽，政局多变且无情和人生无常，他们在精神上是透过饮酒来提升心境至庄子物我两忘、齐物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