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评术语的_颓废_评_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_

2008年1月第32卷第1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January2008Vol.32No.1作为批评术语的“颓废”———评《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薛　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093)摘　要:《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用颓废作为一种批评术语来系统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期实验,通过比较来分析这股思潮的独特性及一般性,指出颓废不仅是一个阶段的文学现象,而且也与特定的文化思潮与文化传统相关联,因此必须将颓废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现象来加以全面的研究、严肃的思考。

关键词:批评术语;颓废;文化思潮;文化传统;美学特征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8)01-0063-05中国是个批评大国,从先秦两汉开始就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批评范畴,儒家文论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道家因其独特的审美理想拥有涉及创作内部规律的精微识见,墨、法诸家则在辩说艺术、著论方法等方面有着精妙的理论贡献。

在这200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可以想象我们的批评理论资源是多么的丰富广博!然而,今天的批评界却充斥着大量浮夸无实的论文,因为没有提供与创造新观点的能力,也就丧失了欣赏时下或过往文学作品的批评能力,正如艾略特所说:“凡是不能创造新东西的民族,也将丧失欣赏旧东西的能力。

”因此,近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文学批评如何才能贴近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从而获得现代身份进入现代的文化生活?如果批评只是一味低声下气地伺立在文学的餐桌旁或者一味趾高气扬地傲立于文学的圣坛上,那么批评永远不会独立,永远无法获得自己的身份,也就永远没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它要么是文学的盲目鼓掌者,要么是政治的卑俗应声虫。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恐怕在于批评家从事批评时是否分清了自己的基本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身份”,连身份都弄不清,运用起来就可能不准确,论述范围及讨论的深入也就无法真正地进行。

我们知道,同一个概念既可以有其文学术语的身份,又有其批评术语的身份,甚至还有其政治术语的身份。

像“精神”这个词,放在文学语境中,它可以是一个人类语言、行为背后的意识因素;放在批评语境中,它可能是一个作家或流派的文学观点背后的普世情怀;放在政治语境中,它就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了。

就文学研究来说,如果分清了文学术语与批评术语的区别的话,往往就不会造成判断的疏漏与偏差。

对于颓废研究来讲,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着。

你立足于什么语境,颓废就显现什么样的特性。

我在阅读研究颓废的论文中很遗憾地发现有些学者弄混了颓废的存在语境,因此也就分不清颓废的术语身份,在整篇论文中,颓废仅仅是个帽子,意在表明研究的“新角度”,然而事实上,文章的重点既没有将颓废文学的特征阐述出来,也没有将颓废作为一个批评术语的特性揭示出来。

这些人的研究,追踪新潮,加入了研究颓废的行列,却未能入颓废文学之堂奥,以窥颓废文学的基本特性,更没有从批评的高度来总结作为批评术语的“颓废”所具有的可能内涵与美学特征。

所幸的是,张器友、吴家荣、唐先田、黄佳能所著《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以下简称《思潮》)在国内开创了用颓废作为一种批评术语来系统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期实验,这在我收稿日期:2007-05-30作者简介:薛雯(1971～),女,江苏苏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上海理工大学出版与印刷学院副教授.36看来,是这本著作的最大价值所在。

据我所知,自从海外汉学家李欧梵发表了《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1]一文,中国学界也拉开了颓废研究的热潮,至近期,专题论文已近300篇,代表性的专著已有三部:解志熙著《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97)、肖同庆著《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2000),再一本就是本文所评的《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2005)。

在这三部专著中,《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是将颓废作为文学术语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虽然用“颓废诗学”来表达关于颓废的看法,却依然还是“从诗人本身的‘颓废者’自白和这种流派的自身特征”来解读颓废的,应该说仍然属于文学术语范畴。

这里要补充的是,作为文学术语的“颓废”及“颓废主义”是指西方19世纪末的文学思潮运动。

权威的《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是这样概括的:颓废主义是“在19世纪之前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低俗文学品质或放纵的道德标准的腐朽状态。

尽管这个术语在道德腐败范围内还有不同的解释,但一些作家还是在19世纪晚期接受了这种描写方式,虽然这暗示了罗马帝国的堕落与他们的王国之间有着某种骇人听闻的类似。

颓废主义运动与美学教条紧密相关,这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戈蒂耶和艾伦・坡的作品中,但更重要的是在波德莱尔的有影响力的《恶之花》(1857)的出版,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达到颓废主义运动的顶峰阶段。

颓废的基本原则由19世纪60年代的戈蒂耶和波德莱尔详细阐明,即主张完全地反对自然。

于是由毒品、化妆品及宗教典礼所培养出来的人就有反自然的性行为,甚至在一切领域中都保持中性与反自然状态。

”[2]也就是说,颓废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运动,它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学现象。

颓废主义运动是当时的文学运动之一:“颓废主义运动是一个原创词,将作为一个有趣的发现保留在文学史上;这个不规范的词是能创造奇迹的标志。

它是颓废主义的贬黜含义的奋力一击中脱颖而出的一个简短、适宜的便利的词语;它听起来是文学词汇而不是卖弄学问的……我认为,这个术语的意义在这个段落中清晰地强调指出颓废主义运动所包含的你和我都明白的意思,它是颓废主义时期独有的卓越文学,如果有人在它的时代不紧跟步伐,而总是完全反对它,反叛它,对柔弱、血统的高贵、雅致只要你想得到的都反感……反对迂腐陈词和卑鄙行为,文学及其它,那么它就只能在流传中永远无法诞生。

”[3]这是西方文学术语中的“颓废”与“颓废主义运动”。

这个概念即使在西方文学研究中,也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当颓废从文学术语转变成批评术语后,其内涵将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颓废不仅是指某一阶段的颓废主义文学现象,同时也指一切阶段的颓废主义文学特征。

因此,在批评术语的范围内来观察与分析颓废文学时,就要试图超越阶段的限制来分析与总结颓废的一般美学特征与艺术特性。

这样做,无疑向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某一阶段的文学事实,同时还要熟悉所有阶段的文学特征,这还包括了熟悉产生所有这些文学现象的思想背景等等更为复杂的思想事实及内在的流动的纹理。

因此,就中国关于颓废的研究而言,能够将颓废作为一种批评术语来使用的确实还没有真正开始,张器友等著的《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一书,却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满足颓废作为批评术语的要求。

他们不仅将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作为一个特定阶段的文学现象来研究,也大力探讨这个颓废主义思潮的形成原因,在理论的高度上概括颓废主义的本质特征,使得该书既是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同时也是批评史的著作。

首先,《思潮》一书既使颓废研究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又能在具体研究中通过适当的比较来分析这股思潮的独特性及一般性,超越了简单的文学作品研究的个别性而努力达到在普遍性的基础上把握这股思潮的目的。

作为它的具体研究对象的是中国在打倒“四人帮”后兴起的一股颓废主义文学潮流,“我国20世纪末文学中的颓废主义,就其性质来说,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颓废主义……大体说来,文革中地下文学中的颓废体现着文革黑暗挤压下的愤闷、忧郁、迷惘和抗争;80年代前期,颓废包涵了对文革阴影的恐惧,对崇高理想的淡漠;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一个短时间里,颓废特别因失败主义情绪而显出失望以及与之伴同的癫狂、离开现实的致远玄思;90年代中期之后,颓废因消费主义的兴起而大体与之同构,具体表现为物欲的沉沦和‘肉身’的颓荡,在少数人那里也有表现为对物化世界的拒绝”。

[4]27在面对朦胧诗、寻根文学、新生代及晚生代诗歌、先锋小说、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等的创作时,著者试图挖掘出这些创作是以“不同的形态、程度不等地体现着颓废主义特征”。

[4]31因为这些文学作品46并不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单纯,只是新新人类的情感抒发,著者们深入到它们所产生的背景中去理解时获得了真正的批评话语权。

著者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作品其实都有产生的理由及机缘,它们“受制于冷战结束前后的世界性大背景,是人类精神低气压之下的产物。

它在各阶段都是以挑战的姿态抗拒着主流文学的一统天下,张扬回到作家生命个体和文学自身,反传统,反理性,反主流意识形态,反现存秩序,不具备‘远景透视’……它消解假丑恶也消解了崇高和壮美,崇仰生命本体论却陷入非理性主义和生物主义,追求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又带来非艺术化倾向……它以颓废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主要价值取向和唯心主义世界观,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学人民本位原则、唯物史观的理性精神相去甚远。

应该说,这类文学现象烙印着时代阵痛的精神印记,同时也是新的时代、新的理性在艰难困苦中受孕的征兆,带有历史的某种必然”。

[5]能够对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作品进行如此用心的批评,并且能够用不同于解放以来普遍适用的批评方式来读解这些作品,这首先需要创建批评理论的睿智与勇气,因此,这部专著的意义是开创性的。

而如果我们仍然用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或者社会历史批评来解读中国20世纪末文学作品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些批评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的某种一致性,从而导致了批评力的萎缩与批评效果的流失,更严重的是产生批评的失语症,找不到言说的方式,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走向文学现场。

看着这些“新新人类”的作品,对于政治意识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而言,是浅薄的,无政治意识的,不代表社会发展的先进方向,除了批判之外还是批判。

批评若是成了统一的教条,这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批评的悲哀。

是的,如果我们将对于批评的失望仅仅简单地归结于政治因素的话,那么这是对文学研究者自身专业水准的侮辱。

我以为现时代我们更需要有理论创新能力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对于作品的研究与判断应该是独立的,那么批评论文就应该是研究者本身审美水平和理论思维的反映。

那些将文学批评视作政治庶出的继子,无疑也会将文学视作主流意识的某种爱好而已,然而我们当前的文学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文学创作从开始的时候就具有了反映人类灵魂的普遍意识,那些集结在作家灵魂深处的东西莫名涌动,喷薄而发,而批评就是去发现这些通过创作而表现出来的灵感与情感,哪怕这些情感对于社会道德而言是鄙俗的,但只要是人类本性中的存在,批评就有责任指出来,告诉读者怎样去理解与欣赏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