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昆仑——钱钟书

文化昆仑——钱钟书
——独来独往在人生的舞台他的神秘一如他的风采（一）
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一些人不远万里，从港台、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

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

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支开，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拒绝。

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

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

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藉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

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二）
钱钟书，宇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无锡。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

解放前主要在几所高校教书。

解放后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当年他的“奇书”《围城》出版后虽然十分畅销，洛阳纸贵，但却颇有争议，毁誉不一。

他不愿趋时不求闻达。

因此，在国内，自解放之后至“文革”以前，他并不为人所熟知。

而且可以说坐尽冷板凳，默默无闻。

1979年，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洋洋四大册的著作极大地震动了学术界。

1980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更为畅销不衰，多次印刷，累计已达百万册，甚至屡屡被盗印。

之后，《谈艺录》、《七缀集》的出现，使钱钟书更加大放异彩。

他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珠玑，为读者赏爱、叫绝。

于是，不少青年惊奇地“发现”了钱钟书，其惊喜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如果说《围城》使人们喜爱钱钟书的话，那么《谈艺录》、《管锥编》则更使人们在他面前倾倒了。

（三）
人们惊呼，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是个天才!
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钱钟书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说起他的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伯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

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

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

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

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一
文中说，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师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但见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部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

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

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

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他的记忆奇才。

费景汉说钱钟书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

夏志清说，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

至于水晶的记述就更有意思了。

他说“…… 谁知白之教授刚引到这里，钱先生立即像《红与黑》小说的男主角于连背诵拉丁文圣经一样，将下文‘不比寻常穿篱挖壁……’咿咿呀呀背诵了起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只能借用《围城》里形容孙柔嘉的句子，差可比拟听者的惊讶：‘惊奇的眼睛(此地应改成嘴巴)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
钱钟书另一个非凡之处是他的博学。

他的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

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

钱钟书的古文造诣之高，当今恐伯无人企及。

只要看一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

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

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如果把他的每一句话细细注解，用“无一字无来历”来形容，最为恰当。

而这些“来历”囊括四部，其数目难以统计，他的古文造诣早为陈衍、徐森玉、胡先肃诸前辈学者称道。

而其《围城》、《宋诗选注》等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

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

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

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钱钟书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当年曾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

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
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差堪同钱相媲婉美。

再如，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却从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

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

在报告中他还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渊博的学问，一方面是他的天才的表现，良好的天赋使他能很快地掌握运用这些语言；另一方面是靠他的用功与勤奋。

他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取名为“钟书”。

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

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

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警句来或批几个字，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

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

吴宓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

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

他除了良好的记忆力外，还做别人看不懂的辅助性的笔记，每读一书，他都要做读书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自已写作时连类征引。

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读遍天下书，可以想见该有多少读书笔记了。

据杨绛说，她在1973年为钱钟书整理读书笔记时，即有整整五大麻袋之多，堆在屋里高高的如一座小山，每一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五大麻袋笔记的内容该有多少！
打开《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博学，这些著作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包括数种语言，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其数量与中国主要古书总汇《四库全书总目》约略相近。

其实，这些只是就已经出版的内容而言的，《管锥编》续集至少还有论五种古籍(据郑朝宗透露：实际上不止五种，很可能还有十种古籍)没有出版，还有作者早已著成，迟迟不愿公之于世的几部专著。

钱钟书的博学我们不敢妄测，也无从妄测。

（四）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但绝不是钻故纸堆的酸腐“学究”。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

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

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

《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

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

”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

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

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

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

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

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

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钱钟书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学者。

《围城》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版本在各国出版。

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不无过誉地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
在国内，钱钟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首倡“钱学”，从1979年开始介绍钱著，并招收了专门研究《管锥编》的硕士生，主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1986年，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1987年，一部分“拜钱同仁”便酝酿要出版一种旨在推动钱钟书研究的纯学术性刊物，此举得到原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支持。

1989年《钱钟书研究》创刊，1990年又出版第二辑，与此同时，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也纷纷发表研究文章，这样，一门新的学科——“钱学”便正式形成，而且蔚为大观了。

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与《围城》更成为热门话题，钱钟书开始成为如日中天的大学者和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面对着热闹非凡的“钱学”，钱钟书没有欣然陶醉，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保持相当的冷静与理智，他始终沉默不言。

对他来说，名与利皆等之浮云。

钱钟书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博学鸿儒。

也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中国作家、学者，他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澹泊自守，宠辱不惊，虚怀若谷，他没有叱咤风云的权势，也没有惊险神奇的经历，甚至没有“大师”、“权威”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叫驴拉磨”般的读书精神、学问修养。

从这一点讲，钱钟书是极平凡的，但钱钟书又是极不平凡的，不平凡的是他的学问与成就，更不平凡的是他甘饴寂寞、澹泊自守的精神！
——来源：《钱钟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