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

关于汉代诗赋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有一组关于汉鼓铙歌的文章。刘刚的《汉铙歌<石留>句读、笺注与本事考论》一文重点研究了汉铙歌中的《石留》一曲，以秦汉声韵和语言逻辑停顿入手，为其句读；以训诂原理为基准，并借鉴秦汉谶语歌诗体解读方法，为其笺注；以历史文化语境和文献史实为依据，考论推理；初步标点、解读了这首困惑学界千有余年的乐府铙歌。文章认为《石留》是在汉初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隐讳方式为汉开国功臣韩信鸣不平的别具寓意的乐府歌诗。另一篇关注《汉铙歌》的文章是姜晓东的《〈汉鼓吹铙歌十八首〉四首简释》，文章在赵敏俐教授《〈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一文所提出的“解读这一组作品，应在‘得其大意的基础上，慎重地运用常规的训诂之法’”这一思路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实物、字词训诂、比照旁参等方法，对《汉鼓吹铙歌十八首》中的《朱鹭》、《将进酒》、《思悲翁》、《雉子斑》四篇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特别是《朱鹭》一篇，依据考古实物提出新说，值得重视。韩高年《汉铙歌〈将进酒〉作时及其他——兼论汉代的宴会歌诗评诗风气》认为，《将进酒》一诗，反映了西汉时期贵族社会宴会歌诗评诗的现象，结合史籍所载来看，这种现象是武帝朝时胡、夷之乐输入后引发的求新求异的歌诗创作的产物。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歌者”、“讴者”在诗歌传创作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宴会评诗中语涉阳阳的诗学思想与当时正统诗学思想的不同。此外还有高人雄《汉铙歌与北朝乐府民歌之比较》。以上论文，从多方面推进了汉鼓吹铙的研究。
本次会议另一讨论的热点就是考据、疏证与注释类的研究，有对某些词语的解释，有对某些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整理，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考辨，对作品版本、流传问题的考证，对某些作品的疏证注释等。这其中，李炳海《音译与意译的叠加重合——汉代文史典籍对相关语种所涉名物的处理》一文最富有新意。他认为汉代文史典籍对于相关语种所涉名物的处理，采用的是音译与意译叠加重合的方式。所用的汉字一方面具有标示读音的功能，是所涉名物在原来语种的读音；另一方面，这些汉字还有表意功能。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与汉代的经学和文化风尚密切相关。胡旭《冯衍年谱》就对冯衍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证，列举了冯衍一生所经历的事件和冯衍作品的创作情况，对于研究冯衍及其作品有重要作用。而徐华《刘歆〈遂初赋〉及其史实辨说》则通过刘歆现存唯一一篇旨在叙事写怀的作品《遂初赋》来探究刘歆当时的境遇及心态，考证了刘歆的生平行迹，证明了他在当时政局下的无奈，以期学界能够公正评价刘歆及其作品。朱晓海《论贾谊〈吊屈原文〉》一文不仅对作品进行了解读，深度考察了贾谊作文以自喻的心境，还详细地分析了入选《文选》的原因。鲁红平《关于司马相如“东受七经”》一文认为司马相如因深通儒家经术，才成为武帝时汉赋代表作家，而他通经术的途径也只有接受文翁之遣。虽然“七经”是后来语，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司马相如“受经”这一事实。他极有可能在建元元年被遣，到建元四年或五年回蜀，执教吏民。许云和《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李夫人神貌考》一文从历史考据的角度重新考察历史文献，认为武帝朝本有武帝令方士为王夫人和李夫人致魂二事，为王夫人致魂的是少翁，而为李夫人致魂的则非少翁，乃是另一方士，只是班固不察，沿元、成间旧说，将为李夫人致魂之人误作了少翁。虽然文章在一些问题上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文章的思路值得借鉴。同样关注历史问题的还有俞志慧《吴越争霸大事表》，文章通过考证，明确了吴越争霸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并按时间顺序详列成表，对于吴越争霸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2年8月16-18日，汉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台湾、香港和内地各大学的70多位从事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16日上午，研讨会在紫玉饭店拉开帷幕，开幕典礼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主持。与会嘉宾首都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朱晓海分别致辞，接着进行了大会发言。16日下午-18日上午，大会在北京市政府宽沟招待所分三组共举行了十八场专场研讨，多场研讨出现激烈的话语交锋、来回论辩的精彩场面。18日下午, 大会举行了闭幕式。三个讨论组的召集人黄灵庚教授、方铭教授和俞志慧教授分别对会议期间各小组的讨论进行了精彩的总结。方铭教授主持了大会闭幕式。赵敏俐教授致闭幕辞。
在汉代诗歌研究方面，冷卫国的《文学接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词训释问题》，文章对《古诗十九首》中的“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两句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应该把作品放入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下，放入到文学接受史的范围内来寻绎历代关于该诗的解释。王奎光《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中的忧生诗论析》从忧生诗的思想内容及行为取向、悲剧性情感及其产生根源、艺术表现及其审美风格、诗学意义等几个方面全面对忧生诗作了论述，舒大清《汉代上层文人心态与东汉文人五言诗幻灭感》讨论了汉代上层社会文人心态与文人五言诗的不同。林大志《建安代言体诗论》从整体上梳理了建安时期代言体诗作的情况。刘运好、王莉《论汉代寓言诗及与其他文体之关系》认为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既是文学诸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共生的结果，也是文体内部对这种影响、共生关系的有机选择的结果。研究文体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可以揭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之间艺术因素的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文学发展史观。胡小林《论乾嘉诗坛对汉代诗歌的接受》乾嘉诗坛对于汉代诗歌的接受，继承了中国诗歌史对于汉代诗歌的一贯褒扬态度，扭转了清初汉代诗歌一度遇冷，诗学发展无根基可依的偏狭格局，保证了乾嘉诗人在唐宋诗之争的大潮下，依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源流之别，从而树立诗歌史上真正典范之作，把持住诗歌发展的正确走向，为清代诗学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学资源。郭建勋、刘祥《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将汉魏六朝诗歌中的有关女性的怨诗分为三类，“宫怨”类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和亲”类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乐府诗题以及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只是被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在乐府诗研究方面，吴相洲《汉代乐府学史概述》一文从乐府活动情况、乐府诗留存情况、乐府学研究情况三个方面概括性地描述了汉代乐府学史的现状。许继起《乐府总章考论》一文则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总章的演变过程，详细考察了汉魏晋六朝乐府机关中总章乐署的设立、职官的建置，揭示了这一音乐职官制度产生的原因、背景及相关职能。刘玲《从服饰看汉乐府的世俗性与娱乐性——以〈羽林郎〉为中心》从服饰的角度考察和解读汉乐府，角度独特。与之相关的论文还有范子烨的《浩林·潮尔与胡笳：汉晋時代的喉音艺术及相关的文学文本问题——以繁钦〈与魏文帝笺〉为中心》一文，文章详细的介绍了呼麦和胡笳这两种古老的喉音艺术，从音乐学的角度阐发了《与魏文帝笺》的文化特质与艺术价值。
对于重要文献的流传整理与勘误也是此次会议关注的一个方面。这一类的代表文章主要有姚晓鸥、孟祥笑的《简册制度与<天问>“女娲有体”句的错简问题——兼谈<天问>在汉代的流传与整理》和易小平的《西汉诗文辑补勘误》等。前者主要从古代的简册制度入手分析了《天问》“文义不次序”情况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分析《天问》在汉代的流传与整理情况得出了“《天问》中‘女娲’八句在王逸之前可能已经发生错乱”的结论。后者认为逯钦立先生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和清严可均辑录的《全汉文》中存在着一些缺漏和错误，并通过详细的考证对其进行了一番辑补勘正。刘跃进的《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一文从经典文献的细致阅读的重要性入手，寻找《文选》解读的途径，并论述了《〈文选〉旧注辑存》一书的编纂情况。此文观点富有新意，对于《文选》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对于前代文献、文学作品的疏证注释。黄灵庚的《〈古诗十九首〉札记》依照李善、五臣旧注对《古诗十九首》重新进行了一番比较深入的解读。文章不仅对诗中关键字句的注释进行了一番考证，而且从鉴赏的角度分析诗句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韵味。虽为“聊申己见”，但文章对于《古诗十九首》的注释和解读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意义。王霄蛟的《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疏证（一）》一文鉴于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的重要性和前人关注不足的现实，对该文中出现的关键语词、人物事件以及一些概念作了一个梳理，对一些困惑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依据。
本次会议共收到了60余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涉及了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多个方面，关系到文学、音乐学、政治学、思想史、宗教等各个领域，集中于政治文化环境对文学影响，文学本身问题研究，考据、疏证与注释，思想史问题，《史记》、《汉书》研究等几大类，创获丰厚。
大会的主题是汉代文学与文化，将文学研究投放到汉代文化的大环境中，所以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大部分是与宽广的文化研究相关的，许多学者将眼光放在社会政治与文学关系上，直接探讨政治文化环境对文学影响。许志刚《论汉初文学的秦文化语境》认为汉王朝对秦文化的移植是全面的。秦文化至少在政治思想，朝廷礼仪，刑法，职官设置等四个层面深刻地影响、制约着汉初社会与文学。这是汉初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文章论述全面，颇有创见。刘德杰《汉章帝与东汉前期文学的繁荣》注意到了帝王或皇族对文学的作用，认为章帝爱好文学，奖掖优容文学之士，开创了以文学取士、从社会中下层博召文士的选士制度，还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中推崇典美文风。这些因素对整个东汉文学的发展都有深远意义。龙文玲《西汉社会转型对王褒文学创作新变的影响》认为王褒文学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其本人的俊才，而且也得益于汉宣帝时期社会转型的时代之助。王德华《汉武帝时代两越西南夷开发之争及文章创作中的文化地理观》一文视角独特，从文本出发探讨了武帝时期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反映了文学与政治、地理文化复杂的关系。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韦春喜《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对〈诗经〉的影响》认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的政策转变，决定了注重师法家法、删减章句、疏远今文而渐重古文的《诗》学风气。单良《西汉文人的汉家文化意识与臣子之义》主要探讨西汉文人汉家文化意识的形成及践行，进而思考文学如何从地域属性和旧时代遗痕转化为具有大汉王朝崭新的精神品格。赵辉《先秦文学主流言说方式的生成》对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