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Vol.33No.6

Jun.2012

第33卷第6期2012年6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张之洞（1837-1909）与梁启超（1873-1929）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关键人物，二人都堪称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驱，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张之洞虽年长梁启超36岁，但是两人都自小就在家中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扎实的儒学功底；两人又同为科举的受益者，不同的是张之洞平步青云成为封疆大吏，而梁启超在17岁中举后又师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这就使他不仅没能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反而踏上了流亡日本之路。也正是因为梁启超逃往日本，使得他的思想比封建文化浓厚的张之洞，更加趋于开放和深刻。在日本，梁启超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加以吸收和引进，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此时在清廷当红的张之洞也在兴办教育事业上如火如荼，被时人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由于年龄、经历、受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差异，使他们在变革传统教育、推进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持有不同看法，选择了不同的途径。

一、“卫道救国之人才”与“特色之国民”

张之洞对于办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但是他的教育目的始终没有改变：维护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力求培养经世致用的卫道人才。不论是他早年主持学政时强调的“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如珍”，还是试办洋务时期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个教育目的展开的[1]。他倡导在中

学基础上来学习西学，

“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总期体用兼备，合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2]

。张之

洞一方面要维护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要应对清政府日渐衰落的形势，不得已就只能寻求体用兼备，学习新知识，培养各种专门人材，来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是，与张之洞的主观愿望相反，教育目的的变通却客观加速了传统思想的瓦解，他后期的办学反而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和人才，孕育了一批著名的近代革命家和思想家。

梁启超主张教育以“开民智”，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特色之国民”或“新民”，能够“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他指出教育是为了“制造国民之具”，根据我国国民的“民主特性”，培养我国国民自己的特性，使他们成为“特色之国民”。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着重强调培养“新民”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具体论述了新民的特性，例如：新民应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等。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品格、道德修养和知识技能的新国民。新民教育目的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进步要求，与张之洞努力维护封建正统的教育目的截然相反。

虽然两人的教育目的有所差异，并且各自站在所在的阶级立场说话，但殊途同归的是，两人最终要达到目标都是：教育以救亡，教育以图存，教育以立国，这也是他们二人从事教育事业所要实现的一

张之洞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郝丽媛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摘要：张之洞与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著名人物，倍受研究者的关注。不仅因为他们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代表，能够在政坛上翻云覆雨，而且也因为他们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是比较二人的教育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异与相似，各自受到了相同或者不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比研究两人的教育思想，可以揭示出两人所代表的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与趋同，从而展现出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张之洞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６－０２１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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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和最终的理想。

二、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在废除科举制度，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上，张之洞和梁启超不谋而合，两人同感科举制度的落后和对人才选拔的限制，对于科举制度的取缔和传统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有着同样的认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看到甲午惨败的残酷现实，张之洞逐渐认识到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衰败。他在《劝学篇》中明确指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指出科举制度是“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3]虽然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已经迫在眉睫，但张之洞并未直接提出废除科举制度，而是采取了缓进的方式，经过三次奏议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第一次是在1901年，他与刘坤一呈奏了《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提出“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举，四曰奖励游学”[4]。第二次是1903年，他又与张百熙、荣庆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哲》，主张以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来逐渐取缔科举制度，以此来缓解社会传统势力对新教育制度的顽固阻挠。最后一次是1905年，张之洞又与袁世凯一同奏请立停科举，兴办学堂。其奏为“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5]。终于，张之洞的三次上奏迫使清政府最终宣布了科举制度的终结。梁启超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也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他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深刻的认识到八股取士的诟病，在戊戌政变前，他就集中批判了八股教育，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6]。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更加急切的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7]。梁启超对于废除科举和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态度是激进的，他要求“速变”，反映了他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相反张之洞则主张“缓进”。在这一点上，张之洞更具有政治家与教育家的深谋远虑，采取了务实的教育改革步伐，循序渐进的推动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符合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但两人相一致的地方是，在推动传统教育改革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兴办学校，建立近代教育体系

同样是主张兴办学校，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两位教育家的办学思想却大不相同。张之洞在督办洋务的二十年里，亲自创办了几十所不同的新式学堂，在此期间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制度体系。在他参与修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已初步贯穿了他的教育思想，之后他又与张百熙等人制定了“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便是张之洞教育思想成型的系统总结。他把教育划分为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总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包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包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另外还设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其它教育形式。“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是“端正趋向，造就通才”，虽然仍在“中学为体”的框架之内，但是张之洞在“西学为用”方面，却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中都贯穿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引导学生“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先进认识。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8]。事实上，张之洞已经承认了西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他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兼容新旧的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过渡，给以后的教育体制提供了借鉴，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梁启超也主张教育应成系统，但与张之洞不同，梁启超深受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他按照人的身心发育状况及年龄阶段，将教育划分为四期，并指出各期应受到的教育，即幼童期，受家庭和幼稚园教育；儿童期，受小学教育；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的寻常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学校的教育；成人期，受大学教育。他还特别强调小学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小学八年义务教育。与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不同，梁启超在办教育的同时，重在向学生渗透“民权”思想。他认为“兴民权”，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必先从教育入手，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他这里所说的“民权”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意在培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

张、梁二人在师范教育方面有着共识。张之洞指出：“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9]。因此，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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