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说课讲解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一、教学目标
1．把握本文论述的主要观点。

2．把握蔡元培“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主张。

3．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论说语言的特点
二、教学要点
1. “发刊词”体论说文的文体特点。

2. 文中所阐发的作者的办学原则即其大学理念的精义。

3. 平和恳挚的态度及行文朴实、措辞严谨的文风。

三、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鹤庼。

浙江绍兴人。

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清光绪年间进士，1892年补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有深厚的汉学功底。

1894年中日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举办新式教育。

1898年起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光复会，亲任会长。

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负责人。

1907年赴德国留学，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文学等课程，接受进化论观点，主张教育救国。

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

1915年与吴玉章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并实行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这些革新思想与措施不仅推动了北京
大学使之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而且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1927年离开北京大学，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北平图书馆馆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蔡元培教授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博学多识，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和建树，论著约300万字，都收入《蔡元培全集》。

四、文本分析
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份学术性校刊《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

它旨在说明《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宗旨和意义，而同时还重点阐发了作者对大学的看法、他的办学原则，也即蔡元培大学理念的精义。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高等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宝贵财富。

而本篇即是其大学理念的最早的也是最集中的阐发。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有一个形成过程。

他在前清本已取得人所钦羡的翰林功名，然而， 1894 年 7 月的甲午中日之战，使其思想开始变化：“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

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传略（上）》）。

1898 年 10 月，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

三个月后，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由此他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1 年 9 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 ( 相当于大专培训班 ) 总教习。

1904 年 9 月，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首次与北大结缘。

次年 5 月，他赴
德留学。

“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第二年，迁居来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

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

”（《传略（上）》）还翻译了柏林大学教授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一书的总论部分。

在德国的四年，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渐趋成型。

1912 年 1 月，他回国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

同年 10 月，他起草并颁布了教育部部令《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

这是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最初表述。

后因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政局不靖，蔡元培无法实践其大学理念，遂辞去总长一职，二度赴德，次年又赴法，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欧陆高等教育。

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近代大学理念尚未确定。

1916 年 12 月 26 日，回国后的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1917 年初，正式出任执掌校务。

他后来在《传略（上）》中回忆说：“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

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

故……对于学理，毫无兴会。

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

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

此人格所由堕落也。

”因此“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北大旧人冯友兰回忆说：“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但到了民国初年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清除。

人们还是把当时的学堂的等级比附为科举中的等级。

人们……把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进士。

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的前身。

我进北大的时候，北京的人还称它为大学堂，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
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

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

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面临此种风气，蔡元培明白，欲加以彻底改造，势必需要首先从观念上厘清何为大学、大学何以为大。

作者两度赴欧考察，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大学理念。

所以， 1917 年1 月 9 日，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即针对旧北大“了无宗旨”的致命缺陷，向学生明确提出三项要求，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他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而“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于是明确点明：“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可见其大学理念的首先一环，是大学性质的阐述。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他告诫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次年，作为北大第一份学术校刊《北京大学月刊》筹办，蔡氏应邀撰写发刊词，于是借此机会，进一步地、更明确地阐发了他的大学思想。

文章开头部分，简略说明《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缘起。

后半部分，则分三个要点阐述了办刊的必要性，同时论及近代大学的三项要义。

关于《月刊》的宗旨和必要性，作者讲了三点：发表学校师生的研究成果，以尽学术贡献之责任；刊载各学科学说，破除学生固守专业、抱残守缺的旧习；发表各家各派的见解，消除校外学者的怀疑。

与此同时，他特别还论及近代大学的三项要义：
第一，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应贡献于学术；这种研究，既不是单纯输入欧化，也不是一味保存国粹，而是要用科学方法揭示传统学术的真相，在近代学术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大学学生不应以获取毕业证书为目的，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而避免偏狭。

第三，大学是包容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派别、典籍、思想，广泛延揽各家各派学者的研治学术的机关，应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

以上所论大学理念之三要义，第一项是论大学之性质。

此前， 1917 年 2 月5 日，蔡元培对《大公报》记者谈及其“大学之计划”时，就说过：“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故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是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

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盖大学教授须一面教人，一面自家研究也。

”（《对〈大公报〉记者谈话》）大学应“以研究为本位”，“研究学术”，也即研究“高深学术”，研究“高深学问”。

而何为“高深学问” ? 1920 年8 月31 日，蔡元培在北大一项典礼上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1918 年4 月15 日，蔡元培在与人讨论大学学制说：“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

文、理，学也。

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

”“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两者性质有别，而不必有所限与程度之差。

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

”（《读周春嶽〈大学改制之商榷〉》）可见其所谓“高深学问”，大抵指以人文和自然科学为主的基础学科、纯粹科学。

1919 年 9 月 20 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讲词》中，重申“大学的教育方针”：“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

”明乎此，我们对“高专”、“学院”纷纷争升“大学”之弊，自会有所认知，更对大学师生之职任，有新的体会。

第二项实际是论大学的通识与通才教育。

蔡元培提出的是文理渗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主张。

在北大的改革中，他大力扩充文理两科，加强基础学理的研究。

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他提出“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

”在向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提交“大学改制”议案时，他再次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并提出应沟通文、理两科，认为文、理两科之截然划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相悖（《大学改制之事实与理由》）。

他说：“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的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

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

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蔡元培全集》第 7 卷第 503 页） 1918 年 9 月 20 日，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又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以彻底根除“专己守残之习”。

同年 10 月，他正式提出“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 ( 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 ) ；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 ( 如哲学史、文明史之
类 ) ”（《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

1919 年，根据文理沟通的革新设想，他在北大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实行学系制。

同时制定制度，使学生有一定的选课自由。

而不知从何时起，今之中国学校，不但高等教育分属一级学科、二级乃至三级，中学亦且强分文理，其谬甚矣。

第三项，则论学术自由原则。

1912 年 2 月 8 日，蔡氏任教育总长时，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即指出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之说，与共和政体不合，与信教自由相违，教育应“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

在 1919 年新文学运动高潮时发生的著名的“林蔡之争”中，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更明确宣布：在大学中，“ ( 一 )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此义已于《月刊》发刊词言之”；“ ( 二 )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

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

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再一次明确了“循‘思想自由 ' 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坚定意念。

他还举例证之：“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那是指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辜氏在蔡氏掌校前入北大，蔡元培到任后，并未立即将他赶走（ 1920 年，辜因“教学极不认真”而被解聘），而将重点放在延聘新派人物上。

蔡一到北大，首先聘《新青年》杂志主持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引起轰动。

接着又陆续聘请许多知名学者任教，其中文科变化最大，大批学有所长的新文
化人士被延聘入校，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李石曾、章士钊、黄节、胡适、吴梅、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何炳松、王星拱、刘叔雅等等，而不论其学术背景、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个人德行如何——在这些方面，上述诸位确是有所不同，甚至迥然有异。

在年资方面，有六七十岁的老师宿儒，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以致有些教师比学生年纪还小。

在学历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没念过大学，因蔡元培之慧眼识珠，而得以进北大执教鞭。

学术，高深学问，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完全不讲论资排辈那一套，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

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造就了北大的一时之盛，算得上是“群贤毕至”，也对应了“少长咸集”，即“对于老中青的兼容并包”（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当然，所谓兼容并包，并非毫无取舍，其明显向新派倾斜，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一举措，使校中现代学术空气日浓，对整顿校政、学风至为关键，而大学作为研究、传授学术之所的特质也因之凸显。

三项要义之中，“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作者最为著名的教育主张，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

思想自由，不但指个人应该可以不受各种控制地自由思考，而且特指教员与学生在高等学府中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见解。

“兼容并包”也称“兼容并收”。

在作者看来，大学是“学府”，即“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教育机构；在这样的学术重地之中，无论是哪种学派，只要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均应予以包容，允许其存在，听任其自由发展 ( 参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

这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是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成为中国最高等学府的根本原因。

而在这篇文章中，这一原则第一次得到了集中、详尽的阐述。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二者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即“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基本认知条件，“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在学术上、校风上的最重要的体现。

由此发刊词为引线，蔡元培拉开了北大改革的序幕，他陆续推出学科、体制、教学等方面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大学理念在北大付诸实践。

蔡元培虽然“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以四、五年之力，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子民先生》）。

1927 年 10 月，他总结北大改革经验时仍然强调：“北大特色，余意有二点：一是研究学问。

二是思想自由。

”其进步的、坚定不移的大学理念，在北大发展进步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如梁漱溟所言，他“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的继任者蒋梦麟校长在《蔡先生不朽》中，将蔡的精神概括为“学术自由”、“宽容大度”、“安贫乐道”、“科学求真”。

他说，“精神不死，是谓不朽。

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深刻影响和引导着中国现代大学的路向，成为现代中国大学共同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象征。

在当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仍然显示其“不朽”的精神力量和生机，对方兴未艾的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在文风上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作者的态度平和恳挚。

文章作者当时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前清翰林，无论于新于旧，都有很
高的身份。

而他所阐发的则是一些很重要、很深刻的观点，是以前人们闻所未闻的；不但对于北京大学，而且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方向与发展，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分量。

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作者只是平静而不乏谦和地讲述道理，毫无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之气，更无轻佻浮泛之言。

采取的完全是是一种平和、诚恳、真挚的态度。

这是我们可以从本文阅读中很明显感受到的。

其次，从整篇文章来看，行文朴实，措辞严谨，层次清晰，表意明确。

作者似乎只是平直地说理，并不过多地引经据典；即使偶尔所引，亦是当时读书人所熟悉的经典，如明引《中庸》、暗引《庄子》；也并不专意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只在第三要点的阐述中，用人体来比喻说明大学中各学派相反相成的道理，质朴平实。

其词语的选用，准确、严谨，不会产生歧义。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清晰：缘起、三要点、结尾，次序井然；每个要点的阐述中，又有若干层次。

如第三要点中，先引古语说明大学的性质，又用人体作比，讲说学派分立的必然，接着先举其他国家大学兼容各派的实例，再述校外学者对北大偏袒某一学科或学说的怀疑和实际上的情形，最后以《月刊》宣示兼容并包的作用作结。

全文逻辑严密，说理明晰，作者的观点表述得很清楚、也很坚实。

上述平和恳挚、朴实严谨的文风看似简单，但实不易得。

“文如其人”这句人所共说的话，于此有鲜明的体现。

这种文风，是作者内在的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

作者以忠厚长者闻名于世，又讲求思想、学术上的宽容、平等，但他却又不是“好好先生”，他是有着深厚学问功底的美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是有着坚定明确的文化立场和是非原则的思想家。

这些特质浑然相融，凝结成他的人格精神：诚恳、宽厚、温润、恬淡、坚定、从容，春风化雨，蔼然仁者，一代宗师。

因有这种精神作为基石，才有了这样文风的文章。

有了这种
精神做“底色”、做支撑，其文章就不会偏狭、不会躁动、不会轻狂。

在这里，其人其文是一致的。

文风反映了一种人格精神。

凡立一说，不但于逻辑上要站得住脚，而如何阐说，以何种态度阐说，同样关系非浅。

写作论说之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文作者蔡元培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虽不以文学创作著称于世，但其文章思想深刻，态度恳挚，注重说理，循循善诱，在当时也有相当影响。

本文是一篇“发刊词”体的论说文，阐发观点并加以论证是其核心。

本文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其时散文语言尚处于由清末“新文体”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阶段，本文使用的是浅近文言。

这些也是我们学习这篇文章时应当注意的。

五、思考题思路
1. 本文从哪些方面阐述了《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宗旨？
发表学校师生的研究成果，以尽学术贡献之责任；刊载各学科学说，破除学生固守专业、抱残守缺的旧习；发表各家各派的见解，消除校外学者的怀疑。

2. 本文结合办刊宗旨的说明，阐明了哪些大学理念？
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这种研究，既非单纯输入欧化，也非一味保存国粹，而要用科学方法揭示传统学术的真相，在近代学术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大学学生不应以获取毕业证书为目的，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而避免偏狭；大学是包容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派别、典籍、思想，广泛延揽各家各派学者研治学术的机关，应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

3. 在作者看来，所谓“大学”的内涵是什么？
“所谓大学者……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行“兼容并收之主义。

”4. 反复阅读本文，体会其文风，并分析一下这种文风体现了作者什么样的人格精神。

体现了作者诚恳、宽厚、温润、恬淡、坚定、从容等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