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

试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

席博

2013-2-27 14:00:06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4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哈尔滨 150018) 摘要：宗教问题是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对于宗教问题的政策是一种宽松的甚至是放任的政策，这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枚隐性炸弹。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苏联

中图分类号：B91；K512. 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10)04-0082-03

作者简介：席博(1986-)，男，黑龙江佳木斯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具体措施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成为其实施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主张对各个领域进行反思，以形成多元、开放的政治观念。对于东正教，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使教会的合法地位得到改善”。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接见以皮缅牧首为代表的六位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时表示，政府支持基督教传俄一千年的庆祝活动；赞扬东正教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东正教是俄罗斯发展的动力；改革、公

开性、民主性，对一切人都适用，包括教徒在内。1988年，俄罗斯教会的千年庆典成功举行，苏联的电视媒体对各种庆典仪式进行了转播。随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了地方主教会议，制定了地方管理章程，宣布解除对神职人员的权限限制，教区的一切管理由教区的神职人员全权负责。庆典过后，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明显减小了，政府为东正教会的大量房产和地产(教堂和修道院)进行了合法的登记和注册。千年庆典预示着苏联政府对待东正教会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公开性”原则的支持下，苏联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宗教的粗暴干涉，被夸大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于是东正教便显得“无辜”而又“纯洁”，人民对苏共失去信心，纷纷转向宗教。戈尔巴乔夫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为了取得宗教势力的支持，他逐步改变了苏联原有的宗教政策。他想用种种行动和政策说明，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对于宗教的宽容，也正是他所宣传的“民主性”的绝佳体现。这使得他向俄罗斯传统的主流宗教——东正教频频示好，其目的是要对其进行控制和利用。

对于伊斯兰教， 1989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解禁伊斯兰教的活动，这使得苏联的伊斯兰教地下教会迅速发展。

对于犹太教，戈尔巴乔夫反对反犹排犹活动，苏联犹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1986年，苏联政府取消了对犹太教活动的限制，同意犹太人兴建会堂，并且批准进口希伯来语犹太教教科书，批准犹太人出国接受拉比课程的培训，还允许在莫斯科开办科谢尔饭店。1987年，苏联政府同意本国犹太教职人员与以色列教职人员进行互访，允许本国犹太人去以色列、以色列公民来苏联探亲。1988年2月中旬，苏联首次正式开放了犹太文化中心，并不再禁止教授希伯来语。同年，戈尔巴乔夫释放了所有犹太囚犯并且准许其移民。

对于天主教， 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梵蒂冈，会晤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此后，苏联的部分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着手恢复天主教会的机构。1990年3月15日，罗马教廷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5月，苏联允许罗马教皇使节来莫斯科上任。

对于合并教派(东仪天主教)，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晤，就乌克兰合并教会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的合并教会活动开始从地下转向公开。1990年1月23日，“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恢复了合法地位。1990

年2月，乌克兰宗教事务局发表声明，合并派信徒可以按合法手续登记注册，以建立自己的宗教团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集中体现在1990年10月颁布的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这项法律共六章，由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系统地规定了宗教组织的建立及其财产权、教会企业中的劳动活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这大大改善了苏联的宗教状况，缓和了苏联的宗教矛盾。这是系统阐明苏联政教关系的第一个法律文件，在这里苏联官方首次取消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限制宗教活动的政策。教会被赋予法人的地位。该法律第二章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宗教组织自其章程(或条例)登记在册之时即被确认为法人。根据这部法律，宗教组织的活动空间变大，不仅可以在宗教场所内进行活动，还可以应公民要求，依法在宗教场所外进行活动；宗教组织可以拥有财产及土地，甚至允许拥有国外财产；军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宗教活动不再受限；教职人员和教徒在法律权利上一律平等；宗教院校享受与普通高等、中等院校同样的待遇。该法律还申明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有权对宗教问题不做表态，等等。这部法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保护公民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等方面来看，它是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是，这部法律如同戈氏其他改革措施一样，带有激进的“民主性”。

它对宗教活动的范围限制得不够严，使教会活动走出了宗教场所之外，这无益于国家的无神论宣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起了阻碍作用。该法律允许宗教组织进口宗教书籍及材料，再加之海关监管不严，导致境外大批反共反苏书籍披着宗教书籍的外衣进入苏联境内，进而使西方的反共思潮通过这一渠道进入苏联。该法律还对苏联的宗教组织与境外的组织联络大开绿灯，使宗教组织成为与外部反动势力勾结的一条渠道。比较致命的是，该法律的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宗教社团之建立，不一定通知国家机关”[2]，这使非法的地下宗教组织大量出现，严重地危害了苏联的安全与稳定。

戈氏实行多党制以后，其宗教政策更为右倾了。宗教政党被国家承认，如1989年组建的教会与改革运动、1990年成立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并开始干预政治。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后果及影响

放任的宗教政策必然导致信教人数的激增。据统计，这个时期东正教信徒的人数超过7 000万，已占苏联总人口的1/4； 1989年，伊斯兰教教徒增至1 300万，其他宗教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从这两种宗教来看，信教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前戈尔巴乔夫时代。信众迅速增多，宗教场所也急剧增加。20世纪初，宗教活动场所有7 000多处， 1990年增加到2万多处。其中，伊斯兰教礼拜堂从1988年的30所增加到1989年的191所。人们的宗教信仰曾经跌入深渊，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长期被压抑的宗教感情一下子爆发出来，“宗教热”在苏联大地上迅速泛滥，严重地危及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信仰。

粗放的、“民主”的宗教政策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苏联的统一产生了消极影响。苏联及东欧各国，基本上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宗教对一些国家、民族的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不少宗教甚至是全民的信仰，这就使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