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

翻开海内外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作 家、作品的评价，对思潮、流派的判断，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歧异，甚 至针锋相对。

但透过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层的理路，却不难发现它们潜在地遵循着某 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当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叙述历史的元语言。

剖析这一前提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构造颇为精致的关 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

酒井直树指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 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 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

‘后现代’作为这个序列的最后一项是最近才出现的， 但‘前现代’和‘现代’ 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 之一。

因此，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所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 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 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 卦嫡 沃刃颍 辞跋执 执 闹刃颍 涞迷嚼丛匠晌侍饬恕保 臀薹 ɡ 斫狻 执康鳎骸叭绻徊握涨跋执拖执庖慌涠裕浴 飧鍪跤铩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确立这样一个微观历史的侧面进入并分解这个装置，正是我在今 后研究中希望承担的任务。

不过，首先可以明确指出的是，所谓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极端重视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学观念的 变革上。

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单对应了梁启超关于晚清至民国社会由器物而制 度再文化的渐次变化的论述，〖2〗作为新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 本身即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项显著表征；也不仅提示出林毓生描绘的藉思 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五四思想的内在特征，〖3〗借用鲁迅的说法，听 将令的文学必定会打上思想、观念先行的烙印〖4〗，而且更重要的是它 展露了现代中国文学创制过程中某些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历史瞬间，按照竹 内好的看法，没有这样的瞬间，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

〖5〗实际上，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依据的现代文学观念同 时构成了它的合法性基础，两者互相生产、互相支援，形成了一条锁闭而 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 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为新文学，但仍需追问 的是，它何以为新，即建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基础何在。

如此提问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在和所谓旧文学相对立的意义来界定 新文学，而且要求新文学于当下显示出面向未来的特征。

1920 年 1 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引人注 目的两次使用了现代的概念，他认为人性的文学和人类的文学是现代文学 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新文学需要努力的方向。

〖6〗这意味着新文学并不必然地拥有成为现代文学的优先权，倘若 它要证明自己天然地拥有优先权，就必须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现代文 学的品格紧密相关，甚至合二为一。

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态度，福科在分析启蒙和现代性的关系时指出 启蒙的分析 ──把历史规定为人类向成人状态的过渡 ── 把当代现实与整个 的运动和它的基本方向联系起来。

但是，与此同时，它表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个人是怎样 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整个过程负责。

〖7〗在他的分析中，启蒙即是一种现代性态度，个人的存在和工作 的意义是同他所存在的特定的时刻──现代──相联系的，而这种联系与对整 体历史及其通 ? 蛱囟 康牡墓 痰姆此季哂心谠诠亓 Ｓ纱送贫 ? 新文学的存在意义同样在于它和尚待争取的现代文学品格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 既是未来走向的，又是尚未决定的，因此在当时更多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 在。

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新文学，在一般认为新文学已取得 文坛稳固地位的 1926 年，梁实秋依然担心新文学日久气衰，仍回复于稳 固的基础之上。

〖8〗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服从启蒙方案的设计，首 先是观念思维的变革。

正像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将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 当作启蒙的中心环节一样，〖9〗梁实秋在讨论现代文学的任务时，明确 提出我以为中国文学之最应改革的乃是文学思想，换言之，即是文学的基 本观念，文学是甚么？文学的任务是甚么？中国过去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解 答的？我们现在对以前的解答是否满意？如不满意应如何修正？这些问 题我以为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

〖10〗不过他的倡导仍然停留在理论研究上，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可 供操作的层面。

到了 1935 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 年 1917—1927》，来为伟大的十年间作一历史定位，才算是第一次以回顾 和总结的方式较圆满地回答了上述的追问。

当时上海的大型刊物《文学》发表《最近的两大工程》一文，把它与 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并列《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 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

《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 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

这个用意是很对的。

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然难免，所以倘若有 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

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 ‘选集’中窥见‘ 新文学运动 ’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 一定能够满意。

《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 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

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 ‘角色’是配搭得匀称 的。

〖11〗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三十 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比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 盾、阿英和郑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项共 同的事业上？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在良友图书公司和它的年轻编 辑赵家璧的神通广大上。

问题在于这项共同的事业并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广 告目的要求撰写的编选感想中，郁达夫和郑伯奇仍然继续打着关于伟大作 品的笔战，周作人则皮里阳秋地捎带了几句左翼文人对小品文的批评我觉 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

〖12〗但分歧又不妨碍他们为编选大系走到一起来，这意味着分歧的 背后还存在某种更高准则的制约。

赵家璧在为大系写的出版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 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

〖13〗汪晖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曾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由千差万别、 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它实际上必 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向，从而使得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学说获得某种‘历史同一性’。

一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都必须在这种‘历史同一性’基础上进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打开各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至 于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正象他的研究所显示的，五四启蒙运动缺乏 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 但事实上却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 学运动。

其中的缘由即在各种理论矛盾之中仍然保持着的内在统一性乃是一 种‘基本态度’，这种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 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异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 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

〖14〗对这一态度最鲜明的表达莫过于胡适，他在总结这两三年新思 潮运动的历史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 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 简单说来， 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说 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15〗汪晖相当敏锐地发现这种态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对象性，但 它指向对象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结构分析。

〖16〗那么评判好坏，估定价值，它的标准从哪里来？1919 年 1 月， 陈独秀在《新青年》6 卷 1 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传统社会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 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 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他声称这种破坏背后蕴涵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 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 不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陈独秀的表述中，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和德先生与赛先生 的内在关联藉着反对旧文学得以表达，同时又隐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科 学和民主的共同催生下新文学才?靡缘 岢龅闹 摹叭 笾饕濉毕嘁恢拢 Ｕ夂退 凇段难 Ц 锩 邸分刑霸煌频沟褡恋陌 ②牡墓笞逦难 钠陶诺墓诺湮难 ㄉ栊孪实牧ㄉ杵揭椎氖闱榈钠矫裎难 В 辉煌频钩赂 ⒊系男词滴难 В 辉煌频褂鼗薜募枭纳搅治难ㄉ杳髁说耐ㄋ椎纳缁嵛难 А 薄！?7〗可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差异极大，就单 纯的学理而言，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更何况把科学和民主的原则运 用到文学领域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

在胡适对文学改良八不主义的呼唤中，在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 学的吁求里，〖18〗我们的确隐约可以听到科学和民主的回音，但这回音 夹杂在对传统文学堕落、非人和贵族化的斥责声中，含混难辨，依然是意 向性的态度，而非明确化的标准。

由此看来，仅仅透过对现象的剖析还难以把握现代文学观念的演衍幻化，尚需进一步推究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方式。

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到《人的文学》、《平民文 学》，新文学的理论创制者们似乎在自觉地运用一种否定式的论证方法和 修辞策略，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

尽管八不主义的提出是否受到了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几个 不》’的影响，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19〗但胡适宣称我主张的文学 革命， 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而论， 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 〖20〗虽是有意为之，却并非言之无据。

因为八不主义立论的基础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更不用说那种 以说不的方式明确表达的否定意向。

如果离开了它的批判和否定对象，我们很难想象所谓新文学是如何建 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