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式翻译”的“异化观”之我见

“抵抗式翻译”的“异化观”之我见

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是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主编的《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的前言中提出的翻译策略。韦努蒂的翻译研究基础主要是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重点是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等重大背景中考察，旨在通过对源语地“他者”价值观的凸显，抵制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殖民主义翻译观。此外，从译者主体性上来说，抵抗式翻译也可以提高译者的地位，使译者由的“翻译匠”的尴尬地位上升为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精英。

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破坏性方法来动摇译者隐藏自身的翻译方法，其主要的方法就是采取异化的形式，使译本读起来就像翻译，他认为“A translated text should be the site where a different culture emerges, where a reader gets a glimse of a cultural other, and resistance ,a translation strategy based on an aesthetic of discontinuity, can best preserve that difference, that otherness, by reminding the reader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unbridgeable gaps between cultures”用这种不通顺的翻译来凸显“他者”特色，打破英美主流文化对于“他者”的期待视野，借此重塑源语地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原型。翻译作为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重要手段，翻译问题已不再纯粹是个语言问题。

抵抗式翻译尽管可以引进异域的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开拓本民族视野，打破民族中心主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强调抵抗式翻译过程中的“异化”策略，而“过分异化，则意味着非文学意识的陌生化，稀释了语言的亲和力，甚至造成不堪卒读的后果”。这样就无形中将翻译的接受者——读者置于了次要地位，对于译本的

可接受程度缺乏足够的重视。抵抗式翻译的目标既然在于通过翻译这一策略来达到开拓视野、抵抗霸权的目的，就不能不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

读者对于外国文化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接触、理解和最终欣赏，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会受制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为引进差异而盲目采取“异化”通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以我国的翻译实践为例，清末的翻译以“归化”或者“同化”为主，主要考虑当时中国读者的可接受度，而今天的翻译为了满足对异域文化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异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异化”或者“归化”即使是对于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不能一概而论，“抵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式的过程，韦努蒂等人认为要保持“异国情调”就要采取“异化”式的翻译策略，这种对应关系本身就很值得商榷。

一、“异国情调”不等同于“异化”

抵抗式翻译主张译本要呈现一个“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呈现“他者”的异国情调。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角度讲，“他者的异国情调”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译者在选择译本的时候，要多引进能够凸显文化差异，有利于使目标语地文化多元的异国文本，并在翻译中保持内容上的异域特色；另一方面，在翻译的具体操作上，也不能为了求“差异”而不加改动，这样引起的“不顺”也是不可取的。“任何一种相异性，在被植入一种文化时，都要做相应的本土化改造。那么被传递的因素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相异性’”，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来置换另一种语言，本身就会丧失掉很多的异国情调。以庞德译的唐诗为例，他采取中国式的意象并置、省却连词等方式，制造出一种中国趣味，然而唐诗非常看重的韵律、句式和平仄却在翻译中丢失了，而这些却是在中国文化中决定一首诗之所以为诗不是词，之所以是五言、七言而不是绝句的关键，也是中国诗不同于日本俳句的关键所在。“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诗歌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携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各个文化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典故和神话等，文化信息是隐藏着的，要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土壤。

我们不得不承认，“异国情调”很难原封不动地搬到译本中去，“在翻译中，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等量替换，不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摆渡”。采取“异化”的方式表面上看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异国情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译法的效果却值得怀疑。即使是以传达中国诗的异域情调知名的庞德，有的译诗也难免在过分着重于异国情调传递的同时，没有准确传达出诗意。比如他译的《论语》中将“学而时習之，不亦乐乎？”翻译为“Study with the seasons winging past, is not this pleasant”,让“習”字呈现了一种形象化的效果，的确是从字面意义上力图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但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但使外语读者读起来觉得莫名奇妙，汉语读者也同样不知所云。单纯执着于所谓翻译的“差异”，事实上很难操作。一种语言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同时，无论如何小心、怎样忠实，必然会丧失掉不少异国元素。

反之，采取“归化”的方法也未必就不能保持异国情调。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掀起了译介和创作言情小说的高潮，“这部小说为中国的言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只要是出于纯真感情的恋爱，都是值得歌颂的”。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用古文译作的，把异域指称中国化，并添加了注释，帮助中国人理解了当时还非常陌生的理论，并且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天演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差异” 和“异国情调”的过分执著，所造成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如其所愿，“盲目的异化会削减阅读的乐趣并破坏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要达到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在考虑强调“差异性”的同时必须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力和理解力，不能完全排除用“归化”方法，“‘异化’和‘归化’只是一种手段，关键是通过有效的策略，将相异性因素植入目的语文化体系中，使之被认同，以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性’来激活‘相异性’。”“异化”和“归化”的效果不能被简单化，异化方式虽然是开放式、革命式的，效果未必就好；归化式翻译可能是保守的、传统的，但其结果也许是颠覆性的。对于译者来说，采取“异化式”还是“归化式”的策略是不能硬性规定的，关键还在于从历史的语境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