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描写郑庄公的倾向性

论《左传》描写郑庄公的倾向性

《左传》作者的著书目的在于“释恶劝善”，与《春秋》“微言大义”式的手法不同，《左传》作者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实现其劝惩目的。《左传》中的人物形象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善、恶两类：在春秋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建立了一定功业的人物，是作者褒扬的“善”的典范；昏君奸臣，则是“恶”的样板。虽然在具体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忠于实录，尽量体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还是会带有一定的褒贬的倾向性。作者在《左传》中表达对人物褒贬倾向性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二是由作者借“君子曰”、“孔子谓”等方式直接叙述出来。在《左传》中，作者对郑庄公是秉着贬斥的态度的。

寓论断于叙事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忠于实录，常采取白描手法，通过一连串的故事，表现人物性格。这些故事，惯用简洁有力的叙述笔调，力求通过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发展过程的叙述，自然显示人物鲜明的个性。同时作者的褒扬贬斥自在其中。可谓“举事而是非自见，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者笔下的郑庄公正是一位阴险狠毒、奸诈虚伪、睚眦必报之徒。

郑庄公的阴险狠毒首先体现在他对待亲人的态度上。在《郑伯克段于鄢》中，当祭仲提醒庄公，京的规格超过制度，应及早处置，即惩前毖后，防患于未然。可是庄公的回答却是：“多行不义，必自毖，子姑待之。”作为一位兄长，他并没有及时的教导自己的弟弟，而是对其一再的纵容，看着他一步步强大起来，招兵买马，最后到“将袭郑”，才起兵讨伐。下文中提到的“公闻其期，曰‘可矣！’”，“可矣”一词，十分传神，是郑庄公二十二年来费尽心机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时兴奋激动心情的最佳体现。可见，自始至终，郑庄公都没有给自己的弟弟改过自新的机会。反倒是像仇人一样，将自己的弟弟逼入绝境，使他在郑国没有容身之地。而郑庄公对待自己的母亲姜氏，也是丝毫不留情面。在除掉共叔段后，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姜氏囚禁于城颖，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是庄公对姜

氏长久怨恨的大爆发，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也体现了庄公冷酷。而之后的“隧而相见”，与之前的举动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也可看出他的虚伪。明明恨极了姜氏，却为了顾及自己孝子的名声，在隧道中赋出“大遂之中，其乐也融融”这样表示欢欣的诗句，与之前决绝的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其心计之深。

郑庄公的对外政策也体现了他的奸诈虚伪。郑庄公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王室卿士的身份打出了“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号，以周王名义，动员和调动王师及诸侯的力量，来讨伐政敌以及不服自己管束和不利郑国发展的国家，从而为郑国在春秋初年郑国的发展扫除障碍。如：隐公元年，“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隐公五年，因“宋人取邾田”，“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隐公九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郑庄公借周王名义讨伐这些国家，而周政关系实质上却是在一步步恶化的。在讨伐宋国之前，周政矛盾早已公开化。因郑庄公不甘心卿权被削弱，于四月份派祭仲“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向周王示威，于是“周、郑交恶。”但郑庄公却依旧打着周王的名义去讨伐其他国家，足见其虚伪。在攻打许国之后，郑庄公对他派去侍奉许庄公弟弟的许国大夫百里有一段训词。他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明明是自己想要吞并许国，却把战争原因完全归罪于许庄公的违天背神，已经攻占了人家都城，却还要假装自己也是逼于无奈，实在虚伪阴险。接下去又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天许，无宁兹许公复其社稷”。也就是只要他郑庄公不死，许国的原国君就没有复职的机会。又说“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其实这才是郑庄公的目的之所在：我让你住在这里，不但为了许国，也是要借此巩固我国的边境。这句话，完全推翻了之前的天神降罪论，把他要吞并许国，并以此为自己郑国的边境加防的目的完全暴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郑庄公口口声声打着周天子旗号，时时处处显示为许国着想，实质上是在用虚伪的“礼”说，来掩盖为了自身国家而控制它国的目的。

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叙述郑庄公的事迹时，对其伪善、狡诈品格是秉着贬斥的态度的。

直接评论

这种善与恶的两极对立，作者不但在叙事写人中倾向分明，而且常借“君子曰”、“孔子谓”的方式进行直接的评价。《左传》中冠以“君子曰”的部分应该说绝大多数就是作者自己公开表明的态度。

《左传》中借君子之口或是作者直接对郑庄公进行直接评价的有四处：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科威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两处褒扬两处斥责。但仔细分析，对郑庄公的褒扬是说他“有礼”，说他“以王命讨不庭”，维护“正体”，即周王室的统治。而在此之前，周郑早已交恶。郑庄公不断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先是“周郑交质”，后来又“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郑庄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只是为了给自己谋一个虚伪的名声罢了。这里赞扬他知礼，着实讽刺。再看两处贬斥，郑庄公作为兄长“失教”，作为国君则“失政刑”，明明“知礼”却又有意的“失礼”，更能看出他的虚伪。

总体来说，作者在记录郑庄公事迹时是秉承“不隐善，不扬恶”的客观的态度。但不论是寓论断于叙事，还是由作者借“君子曰”、“孔子谓”等方式直接叙述，作者笔下的郑庄公都是阴险狠毒、奸诈虚伪的。很明显作者对郑庄公伪善、狡诈品格是持贬斥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