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 戊戌变法失败新论

戊戌变法失败新论

戊戌变法作为清末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变革，竟在不到百日的燃放后竟瞬间熄灭了，是什么使戊戌变法如此短命？

这第一点便是民心，古人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先不提清朝时人民的学识水平，维新思想主要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而也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却是最没有力量的，那时的知识分子喊喊口号还是可以的，但真若让他们实际跟政府相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底层的人民在历代，都是不要命的象征。始皇统一全国前后，从燕国的荆轲到韩国的张良都试过刺杀这一种方法，结果都没成功。“数死竟不死，天意未可知”。可为什么这个庞大的帝国，眼看已经把所有反动派和潜在的反动派都消灭掉了或控制住了。却为什么让陈胜，吴广这一帮农民给干下去了呢？不得不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戊戌变法也犯了这种错误，底层人民眼睛被统治者蒙蔽，而改革者区不能将之打开，结果可想而知。人民只能认为你是乱臣贼子，就如同明末的袁崇焕，仅仅因为谣言，和皇帝下的圣旨就让人们相信他与满人勾结，最后被百姓分食。更不用说思想被严格控制的清朝了。所以戊戌变法失败是必然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也在维新变法最兴盛的湖南，记载一个土匪和房屋坍塌都比变法重要，可想而知所谓的“兴民权”只是一句空话。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四人。首先看严复，严复算是戊戌变法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了，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在他《原强》中关于变法的一句话让人深思。“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这种制度与现在的教育方式有何不同。这是多好的一个建议，却毁在了康有为的急功近利上。众所周知这种制度是需要一定的运行周期的。而直到变法结束，并没有培养出一个可以支持变法的人民。民众还是民智未开。这也就说明变法是最忌讳急躁的。

剩下的三人都没有留学的经历，都是在国内自学成才的西学家，既然是国内自学的，那么就还是逃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尤以自大的康有为为例。自12岁看完龙舟写出40句长诗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些经典的语句不乏于耳“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天生我聪明才力过于常人，岂天之私我哉？令我为私民计耳”“吾少尝欲自立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读孔子之遗书，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之中近乎于无知的自大，使他不知道政治究竟是何物，一场变法不是就同写首长诗一样容易。梁启超是这么评价康有为的“吾以为谓之改革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领导了维新运动，而那些想参加维新运动的朝廷大员，不是被拒绝，就

是对其失望，最著名的就是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个重量级人物。或许在康有为眼中，只要有自己变法就能成功吧。谭嗣同，不得不说他是个政治白痴，身怀一把尖刀同袁世凯谈判这种行为我很佩服但又很鄙视，鄙视他的天真。这也是一个理想者所不能缺少的吧。最后任公先生不予评价。

在一个说说皇帝，维新变法要说没有依仗那也不对，但偏偏依仗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光绪帝。这个光绪可不是在电视剧里的光绪。从小到大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想想一个连吃饭都只能偷得皇帝是有多可怜，也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在慈禧手掌下的皇帝，看到了极度自信的康有为，不由得就想翻开慈禧的手掌，但是他没想到，他所拥有的一点儿权力都是慈禧故意放出的。而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悲剧从开始就注定了。

维新变法这一场纯以书生为主的变法失败了，但这场变法让我们学会了什么？任何依靠于封建的改革，在这个时期，都是不行的，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只有彻底使底层人民得到解放，得到意识的升华，中国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