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

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得名始于北宋后期，宋徽宗初年，吕本中在其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先提出了“江西诗社宗派”的名称。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为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领袖是黄庭坚，江西诗派的特色有三：一是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根据，非区域划分，入诗派的并非都是江西人；三是江西诗派是元祐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的联系。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是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提出的创作理论和写作纲领，其要旨在于强调诗人要在学习古人诗文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升华出新的诗歌意境。“点铁成金”的说法是黄庭坚在写给其外甥洪刍的《答洪驹父书》中提出来的。所谓“点铁成金”，是指诗人在“陶冶万物”的基础上，赋予古人的语词以新的意蕴。“夺胎换骨”说始见于宋人惠洪的《冷斋夜话》，所谓“夺胎换骨”，是体味、模拟古人的诗意而进行新的加工创造。这实际是以流为源，以学问为诗。

黄庭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其主要特点：第一，他肯定诗歌“愤世疾邪”的怨刺作用，但又要求不可过分激烈，必须符合温柔敦厚之旨。他认为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不同于政论杂著或书信、应用文一类的非文学文章，他要求含蓄蕴藉，而不能过分直漏，“怒邻骂坐”等不符合诗歌艺术特点。第二，提倡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有精博的学问为基础，这是黄庭坚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的核心。这里的“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学作品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二是它虽不是专指理学家抽象的义理之说，但有道理之理亦即作品内容所包含的思想观点之理的意思。第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是体现黄庭坚上述文学思想的具体创作方法。这两点的要旨在于强调诗人要在学习古人诗文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升华出新的诗歌意境。第四，讲究严密的法度，是黄庭坚文学创作理论的核心。黄庭坚主张要严格遵守法度的，作文无论如何变化总不能超出基本法度。他对法虽严，但仍要求要努力做到妥帖、自然。

叶燮的主要诗论著作是《原诗》，分内、外两篇。

叶燮的诗歌理论比较重要的有：【1】反对复古模拟和强调发展变化的正变说；他

叶燮认为诗歌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由“正”而逐渐达到极致，然后就开始衰亡，于是必然会有“变”新变使之兴盛，这是新的“正”。新的“正”又会逐渐由极盛而至衰，于是又会有新的“变”产生。这就是正变说【2】推崇杜甫、韩愈和提倡“温柔敦厚”；他对杜、韩、苏诗歌艺术方面的倾心，侧重在用事精深与字句之工，与江西诗派比较接近。而他的诗学重要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向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之回归，但又不是简单的回归，力图将抒写性灵和诗教传统调和统一起来。还强调“温柔敦厚”在不同时代创作有不同的内容。【3】论诗歌的理、事、情三要素：理、事、情三要素是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他说“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即所谓理；在它发生之后，就表现为一定的、具体的事；而每一事物又有他自己特殊的情状，这就是情。理、事、情是构成事物的三要素，也是诗歌中所描写的客观物象之三要素。【4】论作家的“胸襟”和“才、胆、识、力”。叶燮强调创作主体要有高尚而广阔的“胸襟”，并把它看成诗歌创作的基础。“胸襟”指作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操。诗人的“胸襟”具体体现在才、胆、识、力四方面。才，指作家的才能，胆，指作家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善于创新。力，指作家的艺术功力和气魄“才胆识力”四者是互相发挥作用的，起主导作用的是“识”。【5】论诗歌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思维的特点。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对《水浒传》的评点：【1】性格理论。金圣叹认为小说重在塑造人物形象。《水浒传》的成功在于其塑造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2】叙事理论。A小说重在虚构 B叙事观点。金圣叹第一次关注了小说的叙事观点，并对之进行探讨。他把小说的叙事观点分为“从作者笔端写出”与“眼中写出”，即叙事观点中的全知观点与限知观点。三境说：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一中提出“三境”论:“心之所至者,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所谓“心之所至者,手亦至焉者”,指心能自由地指挥手，手能适应心的要求，这种情况达到的是“圣境”。至于所谓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指心没有完全想到，手也能神妙莫测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神境”。至于所谓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则是指已经达到了心、手两忘，完全没有“人工”的痕迹，而合乎化工造物的境界了。这就是“化境”。

金圣叹对《水浒传》中创造独特性格的艺术经验，做了分析，提出了一下思想：第一，金圣叹指出《水浒传》之所以能使一百八人有一百八样性格，是因为作者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原则来描写人物，注重神似而不拘泥于形似，能够用画论中“以形写神”、“得其意思之所在”这些艺术表现方法来创造特殊性格，从而使自己笔下的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化境”。第二，金圣叹认为要使人物形象传神和逼真，则必须善于写出人物性格的“同中之异”，这是对容与堂本“同而不同处有辩”的发挥。第三，金圣叹指出了《水浒传》中善于借次要人物的陪衬描写，来突出人物性格。第四，金圣叹还指出《水浒》作者常常用“以反托正”的方法，来生动地刻画人物性格。第五，金圣叹特别注意到了《水浒》人物塑造方面善于使之合乎“人情物理”，而不是故意把英雄拔高、神化，使人感到他们既是理想的英雄，也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第六，金圣叹在评点中指出了《水浒》传善于通过人物特殊的行为、动作、举止、处事方法，来表现其特殊性格。第七，金圣叹在评点中还详细地分析了《水浒》中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语言，非常赞赏这些个性化的语言。

澄怀格物：就是要求作家内心虚静，排除一切杂念干扰，专心致志地在自己胸中反复酝酿、琢磨、推敲，使他所要写的人物先在自己心中活动起来，然后才能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因缘生法：是佛教术语，因缘，即是指原因和条件。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依据于一定的原因和条件而产生或出现的，应当研究和人物分析的言论、行动、性格所赖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其特点。

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由清代文学理论批评家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是说《史记》中的事是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作者不能任意改变或虚构，只是用有文采的笔把它写出来。“因文生事”是《水浒》的创作为了构想一篇小说而虚构若干人和事，小说中的事大都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作家在概括大量生活现实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出来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实际上是对具有文学色彩的历史著作和纯粹的艺术文学区分开来。

金圣叹对水浒艺术结构的分析：首先，金圣叹重视艺术结构整体性，要求做到“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其次，在小说艺术结构和人物塑造关系上，金圣叹认为艺术结构应当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最后，金圣叹认为艺术结构安排既要符合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又要尽量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使之具有极大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他提出许多文法，如：倒插法、正犯法、略犯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