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干部案例分析

案例材料1：

黄庆玖出生在农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零陵区石山脚乡任职。1999年，28岁的他当上了乡镇分管农业的副乡长。2年后，任人大副主席，“舍得吃苦，舍得用力”的黄庆玖，却因为没有魄力，不善人际关系而升职无望，他虽然与副局长平级，却不算领导，为了妻子、孩子，他选择了“解甲归田”，但却招来了一片争议，关于他的第一篇报道《副乡长辞职种田》，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网上引发热议，黄庆玖被看做是一个不恋官场、回归农田的非典型基层官员。而后，关于身份的质疑随之而来。据称，黄庆玖还因此接到上级领导部门的电话，批评他“爱出风头，惹了麻烦。”无奈之下，他决定不再种田了。“今年投入的几万块钱，算是借给别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给我一点利息就可以了。”

调查黄庆玖的种田背景，呈现的则是一些普通基层公务员的典型生存状态：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从乡人大副主席到非领导职务，黄庆玖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他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4万元，带头“大户包田”200亩，“今年有望赚12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工资的五六倍。”

但是黄庆玖种田得到基层和民众的赞成，却也招来法律人士和政府部门的批评：黄庆玖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务员法，他这等于拿着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据《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一。然而去年底，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小康》也曾发布一项“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占据最前面位置。

题目设计1：黄庆玖“带职种田”事件，社会各界议论纷纷。谈谈你的见解？

参考答案方向提示：

黄庆玖“带职种田”呈现了公务员“光鲜”的另一面，工资低、升职无望，人到中年经济压力开始显现，购房负债、孩子上学需要花费，个人的追求不得不转向为家庭而奋斗。在前途开始式微之时，他选择了“钱途”，舍权以换取清闲职位的“时间”。这样的选择，不免让人感到辛酸，公务员的身份解决不了个人的所有问题；但是体制内条件优越又不免让人羡慕，领着财政的银子，干着自己的事。

黄庆玖是基层普通公务员的一个缩影，年龄的增大与升职的空间成反比，特别在基层乡镇，三十岁的书记、镇长，三十五岁的班子成员，四五十岁的干事，类似现象比较普遍，公务员因年龄增长在公务员队伍中逐步边缘化，没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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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活力，得过且过。这样的状态，并不止于闲职，即便是一些工作职能重要的岗位，甚至是领导岗位中年龄大的公务员，也不乏如此。

说到底，“带职种田”是公务员制度畸生出来的“奇葩”，制度赋予了前途与“钱途”可充分选择的空间。一方面，职业与职权一体的激励机制，左右了不同公务员的价值“成色”，也左右了不同岗位、不同年龄公务员各异的心态，在能力与业绩无法得到匹配回报的语境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自然畸生出人浮于事怪圈；另一方面，公务员终身制的弊端，能进不能出，人员堆积，导致机构改革进展缓慢，基层公务员中很多职位的设置属于鸡肋，甚至成为摆设。

此外，公务员因职务与岗位成色的差异，某种程度上“闲职”还成了给年轻公务员腾岗位让通道的善后之举，“悠闲”“轻松”反而成了一种政治福利，有时间去“奔钱途”未尝不是另类补偿。

“带职种田”，公务员的前途与“钱途”之惑，当公务员价值追求仅仅体现在“权”之上时，其职业属性便成了鸡肋，食之无味、丢之可惜，滋生出官场的惰性文化。个人认为，闲职闲的是心理，更是制度。根治“带职种田”的怪象，一方面要加快政府权力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畅通进出通道，构建人人都有公平机会、努力就有回报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强化对基层公务员队伍的薪酬保障，淡化权力福利的潜规则，加强公务员队伍监督管理。

案例材料2：

四川省芦山县清仁乡副乡长杨成毅因在芦山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中工作不力，责任心不强，造成了一些严重工作失误，4月24日被就地免职。此消息引发社会的议论。县委督察组说，在特殊时期狠抓干部作风，发现问题就要依规纠正，严明纪律。据报道，县救灾督察组在物资发放点暗访发现，副乡长脱离岗位，造成救灾不力。

许多人却抱以同情。报道说，当时这位副乡长正在更远的村组救灾。当地干部群众说，他在基层工作20多年，踏实肯干，地震后一直在一线救灾，嗓子都喊哑了。而那位副乡长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大难当前官位不要紧，希望继续救灾。

题目设计2：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你如何看待杨成毅被“就地免职”一事？

参考答案方向提示：

结合案例和据我了解的一些细节，从情理的角度出发，杨成毅被免职的确有些冤。一方面地震后他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工作，连续工作3天，而且群众口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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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几乎所有的群众都认为他是一个“干实事的”干部;另一方面，杨成毅脱岗并非为私，而是到了另一个物资更加匮乏的村组现场处理工作，这让他的被免增加了一份悲情因素。然而，从制度和纪律的角度出发，杨成毅的工作确实有失误之处。比如其做为共星组的负责人，在共星组发放物资时，人却不在现场，并导致了发放物资场面的混乱。虽然他去了另一个组，也是为了工作，但丢下本职工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严重违反了相关制度和党员干部相关纪律要求。因此，杨成毅被免又有其必然与合理的一面。

党员干部的作用发挥好不好，群众满意不满意，关键时刻来看、重大任务来检验。案例中，芦山等地抗震救灾工作就是当地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衡量各级党员干部能力和素质的最好考场。我认为，“就地免职”一事首先应予肯定，整体上应该全面辩证分析：

肯定方面：

一是，对抗震救灾不力的领导干部采取就地免职措施，这对其他一些精神懈怠、状态不佳的党员干部是一个有效的警示，警示他们不能心不在焉、不能无所作为，必须走在群众的前头、冲在群众的前头，这是每个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

二是，要让广大灾区群众看到党委政府对不作为的领导干部绝不手软，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因为抗震救灾是当地“天大的事”，连在抗震救灾这样的大事面前，都经不起考验，都心态不正、作风不正、胆小怕事，畏手畏脚、推三挡四，这样的党员干部就不配继续担当领导干部的职务，就必须就地免职。

反思方面：

第一，领导艺术和组织体制机制角度。一方面，做为一个领导干部，该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做为抗震救灾的一分子，领导该如何最大化的发挥其领路人、主心骨等作用。另一方面，做为组织和相关管理部门，有必要就统一管理和救灾工作细化方面的漏洞做出及时修补。该如何安排干部，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杨成毅在兼顾别的组的工作时，有必要先反思自己本职工作是否已经完成，或者是否已经交待清楚。比如组织上需要考虑的是，别的组出现问题，是否有专人负责，何以杨成毅要前往帮忙?地震救灾工作的安排，是否已经细化，已经没有死角，考虑周到?

第二，奖惩考评机制方面，我们在查处个别抗震救灾不力的领导干部的同时，还应当建立优秀干部破格提拔机制，通过抗震救灾这种“实战”，全面检验党员干部的信念、觉悟、素质和能力。而对于一些始终冲在前头，遇事不慌，头脑冷静，判断准确，执行有力的党员干部，就该打破常规，实施“火线提拔”、“战时提拔”，有了这样的“战时提拔”机制，才能充分体现奖优罚劣的精神，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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