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国际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作用

论共产国际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在中国

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实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确定了前提，并进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陷入了十年国内战争的对立局势中。最终，国共双方能

够缓和互相敌对的关系，走向和平合作，固然与国共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撮合

有关，同样也离不开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间发挥的作用。本文就共产国际在第

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共产国际通过对有关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的指示、决议的不断修改，帮助中国共产党将党的策略路线思想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进行前进，使中

国共产党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建立起大政方针上的基础。日本侵华势力发

动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于1931年8月26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武

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不仅要把农民的广大阶层，而且要把城市小资产阶

级广大阶层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1]1932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上，进一步指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2]在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迈出了将党的策略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改变的第一步，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

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卜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表

示愿意在“立即停比进攻苏维埃区域”等三项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军队订立停战

协定，共同抗日，这使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宣

言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赞同，并发电指示中国共产党“重申苏维埃政府与革命

军事委员会对民众的宣言，在先前所提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作武力的共同战争”，“在广泛的基础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让中国共产党“接近

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爱国团体以及无组织的工人。”[3]1934

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的签名同意，正式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号召全

体武装大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

主张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联合对中国抗日抱同情、援助或善意中立的一切国

家和民族。《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把

党的策略路线思想向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1933年3月，

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号召书，指示各国党，为了反对法西斯，应该采取

比较灵活的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的实际建立新型的革命统一战线，

对付法西斯的侵略。

其次，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

转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阶级基础。当时，中共的统一战线并不包括以

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而仍然是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反帝统一战线。共产

国际在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应把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团结起来，组成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且在会上通过了中共代表团

提出的《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帮助，碍将

会议精神传到了1934年6月起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发表了《抗

日救国宣言》，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对付公敌。1935年中共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开始把反帝统一战线在中国具体化。1936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卜，中

共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大联合。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中共驻苏代表团在共

产国际的帮助下，提出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1936年秋，

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从苏联的战略和中共利益出发，又对其

政策进行了调整，要求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建议中国共

产党改变“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指出中共不应把国民党和蒋介

石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要求中共修改对国民党、特别是对蒋介石集团的政策，要求中共必须联合国民党的军队一起进行抗日战争。共产国际的这一政策

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政策向“联蒋抗日”的转变。

最后，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传达了正确的指示，帮助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

变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重要事件中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使国共双方

得以完美的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囚禁

了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共产国际在认真的分析和

考虑后，于1936年12月20日向中共发来了指示:“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采

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

产党应当考虑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4）和那些支持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实现合作。”[4]最终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了国共双方的第二次合作，玉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然而，共产国际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长久以来，共产国际一直认为“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5]，这表明共产国际存在着低估中国工人

运动的具体状况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的问题，而且共产国际还缺乏对中国资产阶

级及其政党的全面深入的认识。于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指导方针中产生了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的倾向，进而在

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产生了右倾错误，主张让中共在放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

独立性，并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

和国共合作的态度及方导致针，导致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生，给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综上所述，在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

充分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国共

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虽然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大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蒙受了一定

的损失，但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促成作用仍不可被磨灭。